文/本刊评论员

　　为期10天的全国“两会”降下帷幕。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这既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当前的紧迫工作。

　　就长期任务而言，不妨放宽历史的眼界。

　　自1978年以降，源于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突破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一基本社会结构，出现了多元化利益集团，社会阶层逐渐分化。

　　大体而言，利益集团的多元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塑造。

　　先是上世纪80年代，农村产权改革，使得农民阶层率先获得利益释放。万元户成为从农民阶层中分化出来的第一个利益集团，主要活跃于乡镇企业和流通领域。

　　在城市，由于价格双轨制，从市民阶层中分化出“倒爷”阶层。一种是发现商品在地理上的价格差异，低买高卖；另一种是，倒卖批文、倒卖外汇券、在价格双轨制领域倒卖一切，“官倒”成为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代权贵阶层，也是第一代寻租者，是城市新兴利益集团的代表。

　　利益集团塑造的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第一次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一时期三大制度改革破题，推动利益集团的进化。一是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大幅度降低人民币汇率、统一外汇市场。由于恰好赶上全球产业分工调整，让沿海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私营阶层跃然而出。每年几亿农民工如候鸟一样涌向东部。农民工阶层逐渐壮大，至今约2.4亿。

　　二是分税制改革，调整了中央和地方利益关系，地方招商引资和GDP为导向的增长模式进入跨越式阶段。政府通过极低的价格取得土地并转手获得更高收益。这一利益分化和溢出在1998年房改、商品房市场化下加速，新兴房地产企业阶层在强势政府的支持下获得土地批租和出让，并以此从金融系统获得信贷支持。

　　金融工具作为财富的生长和再分配工具，从此时开始被少数人更广泛使用。拥有货币排队优先权的人们，率先分享了中国30年的经济顺周期增长红利。

　　三是资本市场的推进。90年代资本市场的发展，最大意义是越来越庞大的资本利益阶层开始分化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末的两件大事，让知识阶层第一次如此明显分化了。一是全球IT浪潮，具有海外知识背景和国内技术背景的知识阶层跃然成为新兴经济代表；另一个是大学扩招和取消分配制度，大学毕业生阶层在进入新世纪之后，逐渐成为城市的夹心阶层。

　　90年代末另一件大事是城市国有企业改革重组破产，城市工人阶层也开始分化。那些下岗分流的工人，以“4050”为标志，成为低收入阶层的象征。那些未下岗的工人阶层，可以分享国企发展红利。

　　新世纪前10年是利益集团第三个塑造阶段。

　　2001年中国加入WTO，更加开放的世界，让中国非公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到2010年，年贸易额接近3万亿美元；接近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主要积累于这个时期。但与此同时，农民工阶层并未获得境遇的根本性改善。收入差距和阶层的鸿沟越来越大。

　　股权分置改革、创业板推出，资本市场的造富机器功能获得史无前例的飞跃，成为寻租和财富炼金术最耀眼的通道。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由于改革重组和垄断优势，分享了这一轮增长红利，成为新兴强势利益集团。

　　新地产阶层席卷了城市和农村。由外汇储备激增释放出来的巨大流动性，通过地产和资本市场，推升了资产价格，使得财产性收入成为改变各阶层财富分配的新手段；另一方面，但资产泡沫最终通过对通胀的传导，加速了收入差距。

　　明了利益集团在三个阶段的塑造，或可了解，为何收入分配在中国仍是“长期任务”，也当可理解，温总理，提出的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又是一项紧迫工作。

　　利益集团的进化和各阶层的变迁，其动力源是国家与世界、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关系的调整。因此收入分配改革，就长期而言，应着眼于上述三大关系的调整。

　　但就当前紧迫任务而言，首要的是解决城市低收入阶层、农民工阶层和大学生蚁族阶层生存问题，基本思路应以扩大公共品供给为着力方向，主要包括：大量建立廉租房、公租房；提高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有效供给；其次是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着眼于培养中国的中产阶层；三是大力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努力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