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玉杰  

　　11月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扩大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有媒体称，央企上缴红利比例提高的幅度从5%到30%不等。(11月4日《京华时报》)

　　目前，针对央企上缴红利的征收办法，沿用的是2007年5月由财政部和国资委联合发布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办法规定央企按行业分为三类，按不同比例征收红利：第一类为资源型企业，如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等，征收比例为10%；第二类为一般竞争性企业，如钢铁、运输、电子、贸易、施工等，征收比例为5%；第三类为军工企业、转制科研院所企业等，暂缓三年上缴红利。而在国际上，国有企业分红比例一般为纯利润的1/3至2/3，最高的(如新加坡)甚至可以达到80%到90%。在有“大儿子养家”传统的我国，央企上缴红利比例过低，被公众形象地称为“大儿子不养家”。

　　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央企上缴红利比例过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是多项社会事业投入不足，特别是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仅占我国G D P的6%左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使得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成为压在民生头上的“三座大山”；另一方面，却是很多央企依靠垄断地位赚得暴利之后肆意自我分肥，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据报道，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烟草等垄断行业的职工不到全国职工总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却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令人沮丧的是，这种状况到如今不仅没有改观，收入分化反而呈逐步扩大之势。当此语境，国务院决定提高央企红利上缴比例，实在是顺应民意的英明之举。

　　提高央企红利上缴比例之后，如何使用央企上缴的红利再一次引起公众的关注。应当看到，自2007年国企分红以来，国企上缴红利的支出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资本性支出，即用于国企扩大再生产的支出；二是消费性支出，即用于国企改革成本的支出；三是社会保障等支出。这些支出中，公众能够直接受益的只有第三项支出，而这一项支出占国企上缴红利总支出的比重却非常小。小到什么程度呢？2009年9月1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援引财政部专家陈少强的统计称：两年半来，国企上缴的相关红利1861.4亿元，只有不到1%的部分与社会保障有关。也就是说，央企上缴的红利，绝大部分又流回了央企，而公众却很少从中直接受益。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确立了“十二五”期间民富的宏伟蓝图。民富，让公众对明天充满无比美好的憧憬。为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央企上缴的红利更多地用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让央企真正承担起“大儿养家”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