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使中国在过去多年的高速增长奇迹中，留下了不少畸型的问题。这一路径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还会延续吗？

　　有一种观点认为，通货膨胀、房价快速上涨、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是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大投资所带来的后果，至今其负面影响尚未消除，“恐投症”的说法有市场。

　　但也有分析人士对此持不同态度。世界银行[微博]原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已多次公开强调投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称无论当前抑或长远，有效投资都会转化为后期生产力，促进经济、提高居民收入并带动消费提升。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发现，持林毅夫这一观点的学者与官员不在少数。对于大规模投资给经济长期发展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林毅夫们”认为不可因噎废食，“不要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投资与改革并不矛盾，调整投资主体与投资方向是兼顾增长与改革的路径。

　　投资规划仍继续

　　就在外界观望和猜测高层对投资驱动的态度时，多省陆续发布了大手笔的投资计划。

　　10月22日，四川省发布《四川省重大投资项目名录》(2013-2014)，2336个项目总投资额达4.26万亿元。浙江、重庆和江西等省、市近期也透露出部分投资计划，总投资额均在万亿元级别之上。

　　一位国务院参事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目前全国有154个地区已有智慧城市的建设规划，投资额逾1.5万亿元。若政策顺利推进，智慧城市试点名额将扩至193个，国开行已为此配备800亿元专项资金。

　　国务院近几个月陆续发文，对包括光伏产业、船舶工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多个领域明确出台鼓励政策，并加大财政、信贷支出力度。尤其是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强调要确保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

　　“说明决策层已经部分意识到对投资要重新重视。”前述国务院参事表示。

　　央行调查统计司副司长徐诺金对记者表示，投资的重要性目前还难以改变。毕竟“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之中，稳增长位于首位，“投资应该且必须继续担任经济发展的主驱动力”。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中，有关“投资驱动、消费驱动”的措辞可能不会明确提出，但是“会强调内需为主”。这是因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在内需的大概念之下，强调内需与强调投资并不冲突。

　　因噎废食之惑

　　虽然对中国投资率高低的探讨一直众说纷纭，但经济学界判断投资率是否合适的标准主要有一条，即投资率是否过分超出或低于储蓄率。学界认为，宏观政策应依据储蓄率的高低来安排投资率，投资率与储蓄率的平衡，是整个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关键。

　　数据显示，从1982年到2012年，中国的储蓄率从33.8%提高到2008年最高点53.0%，上升近20个百分点；投资率从31.9%上升到2011年最高点48.3%，提高16.4个百分点。

　　“中国储蓄率偏高，相对应的投资率还不够。”华生说，若一味抑制投资，则高储蓄、低投资的不平衡状态将导致经济失衡。

　　现实中，人们对投资的诟病大多来自于产能过剩、货币超发、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乃至腐败等问题。新一轮的简政放权改革为各界所欢迎，但若失于监管，会否加剧地方产能过剩，已经引起一些人的忧虑。前述国务院参事说，如果缺乏统一规划的项目借机上马，那么就可能加剧产能过剩的负担。

　　过分依赖投资会引发各种问题，但因噎废食可能带来更大风险。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二局局长尹艳林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企业的市场预期一旦走低而缩减投资，则整个经济社会的有效需求将快速下降，甚至消失。

　　如何继续发挥投资对经济的驱动性作用，又尽可能减少它带来的负面效应？徐诺金认为，需要调整投资主体。

　　投资主体转向民资，已经成为明显的政策动向。

　　从2012年底至今，国务院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棚户区改造、发展养老服务业等多个领域的文件中，均提及要以市场为导向，鼓励民资进入，并提出通过发行企业债券等方式融资。

　　中央高层也多次在各种场合强调市场活力的重要性，要求各部门尽快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民资推出一批符合产业导向、有利于转型升级的项目。

　　虽然有文件明示与高层表态，但前述国务院参事认为，民资引入不可能一蹴而就，触及改革核心实质的投资主体转变，还需时间和耐心。

　　投资新方向

　　与投资主体结构调整一样，投向调整也甚为关键。

　　从2012年底开始，国务院陆续推出针对物联网、棚户区改造、信息消费、“宽带中国”和教育扶贫工程的鼓励政策，预示了未来投资方向的转变。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从国家发改委的一份报告中获悉，城镇化相关的多个领域也是政府引导的重点投资方向。

　　该报告预计，截至2020年，城镇化将产生约42万亿元投资需求。其中，中部地区投资需求最大，达19万亿元，其次是环渤海地区。

　　交通领域将在未来的投资大戏中充当重要角色。该报告认为，目前中国公路和港口建设已出现过剩，但铁路建设却相对滞后。对此，前述国务院参事指出，“尽管曾饱受诟病，但铁路建设投资还将持续下去。”

　　该报告还预计，截至2020年，城市内部轨道交通至少有3万亿元投资需求。据各地统计，规划地铁建设的34个城市将在“十二五”期间新增地铁4300公里。

　　地铁规划里程最长的是南京、重庆、武汉、合肥等中西部重点城市，因其吸引大学生就业、促进经济发展等需求的加强，城市公共交通矛盾尤为突出，其规划考虑了未来的人口压力。

　　包括地铁在内，四川、广西、甘肃、贵州和河南等中西部地区的道路建设和公共交通设备尚存缺口，市场机会大。

　　此外，在城市基础设施综合建设方面，城市供水供气、垃圾处理等生活服务体系的投资需求也非常巨大。

　　国开行党委副书记、监事长姚中民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与欧美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用于城市基建的投资尽管短期内可能低效率和低收益，但其长期效用终将逐渐释放。

　　上述报告还指出，流动人口到市民的转变，不仅需要城市交通、供水供气设施的改善，更需要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对教育、文化、医疗的需求。针对现有流动人口，全国范围至少有1万所小学、400个剧场和50万张医院床位急需投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