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业界普遍认为伴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此次会议可能会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做一个战略性部署，我国面前所面临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金改等如何继续推进？城镇化、产能过剩等问题如何破题？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小鲁就这些问题，接受了新华网记者专访。

　　新华网：习近平总书记7月湖北调研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的六方面重大问题，其中，有一条是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您如何理解这一措辞？

　　王小鲁：我理解的开放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开放，主要是对非公有企业开放市场，鼓励公平竞争，减少垄断，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对外开放，也涉及减少市场准入的范围，鼓励竞争，同时也鼓励走出去，扩大对外投资，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新华网：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后，新一届政府围绕中国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提出了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框架，您怎么评价？对于未来的宏观调控，您还有何建议？

　　王小鲁：我认为未来几年中经济增长保持在7%到7.5%的范围是合理的。宏观政策应保持稳定和基本中性，不应该过度采取扩张性政策推动增长。由于我国的高储蓄率，目前经济增长的基本制约因素在需求方面，而不在供给方面。过去十几年我们对外需的依赖程度很高，在外需减缓时又过度依赖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导致无效投资越来越多，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这有待于通过改革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解决，关键是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促进公平分配，使广大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和居民消费需求能够较快增长。但这取决于改革的进程，不会一蹴而就。因此在改革和调整过程中，应该接受一个低于此前的增长率，避免过份的人为拉动。否则会导致更大的经济失衡和更严重的泡沫。

　　新华网：产能过剩该如何走出越调越严重的怪圈？日前，国务院再次出台化解产能过剩的路线图，强调发挥地方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在这些以外，如何建立好的退出机制，帮助市场中的那些存在退出障碍的企业顺利退出，优化相关行业的产能？

　　王小鲁：面对严重的产能过剩，一些行政性限制措施和促进产业兼并重组都是必要的。但还需要解决一些机制性问题，不能只靠行政手段来压缩过剩产能。重要的不是扬汤止沸，而是釜底抽薪。我认为有几点很重要：（1）减少货币和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这类刺激不断催生新的产能过剩。（2）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变各级政府过度热衷于投资，但对提供公共服务缺乏积极性的状况。这种状况也是导致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3）改善市场环境、促进公平竞争，慎重使用产业鼓励政策，停止使用低价供地、降低环保标准等政策吸引投资，避免政策倾斜和要素价格扭曲导致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限制性政策也要一视同仁，公平对待，不能采取保国有企业，压民营企业的措施。（4）政府应该在发布市场信息方面有积极的举措，特别是对严重产能过剩的产业进行投资预警，促进投资合理化，促进产能过剩企业积极调整和合理有序退出。

　　新华网：作为城镇化的重要一环，呼吁户籍制度改革破冰的声音愈发强烈，日前，有调查称，20年来我国“农转非”比例仅增长了7.7个百分点。您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思路进行，当前哪个方面是最有可能突破的？

　　王小鲁：户籍制度改革首先应解决城镇户籍不对进城农民工开放的问题，以后逐步消除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的差别。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镇人口越来越多，很多人多年在城镇就业，但是不能取得城镇户籍，不能参加城镇社会保障，享受不到为城镇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而且家庭长期两地分离。这不仅不公平，导致很多社会问题，也限制了城镇化健康发展。户籍改革要逐步推进，先解决多年来长期在城镇就业的那些劳动者的自愿入户和社会保障问题。但不应该只限于小城市、小城镇，大中型城市更应该进行户籍改革。小城市和镇就业机会少，更多的就业机会是在大中型城市。除了个别超大城市可以更严格更慎重，其他城市都应该加快推进这项改革。当然这要增加财政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支出。首先应该通过改善政府支出结构来解决，减少不必要的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减少流失和浪费，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同时也需要对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和事权关系进行调整，来适应这项改革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