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渣打银行[微博]大中华区研究主管和首席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是外资投行中国区首席中鲜有的“老外”——纯正的英国人，但却对中国经济有着令人讶异的深度剖析力，围绕利率市场化、汇率改革、地方债、民营银行等中国味儿颇浓的话题，这位“老外”信手拈来。

　　见面前一天，恰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致辞，提出“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只有转型升级才能持续发展的关键阶段”，并强调以金融改革为着力点的重要性。

　　于是简短寒暄之后，王志浩直奔主题——“我想谈谈中国的金融改革，谈谈正在实施的改革思路”。

　　“改革的核心，就是市场化。”王志浩强调，中国金融改革能够从欧美国家汲取的经验和教训，就是对机制、体制实施有规划、有步骤的市场化，建立能够充分竞争的有效市场。“无论利率或汇率改革，还是自贸区试水和民营银行开放，市场化都是最主要的目的。”

　　放开存款利率应遵循由大到小的路径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的利率改革和汇率改革进入关键阶段，央行最近对利率市场化又有了进一步规划。你认为目前必须跨越的障碍是什么？

　　王志浩：从全球来看，过去二三十年中，美国、欧洲、墨西哥等都经历了利率市场化过程，其中墨西哥和美国的银行业在1980年代，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究其原因，就在于银行对利率市场化以后的市场环境没有充分的估计和准备，缺乏深入学习和研究。对于如何为存贷款利率定价，如何计算资金成本和收益，一些银行往往似是而非，缺乏理性思维，导致部分中小银行破产。

　　中国也必然经历这样的阶段，可能的障碍和问题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利率管制放开，会使得个别银行认为是扩大资产规模的良机，不断提高存款利率来吸金，以至于原本就不高的利差进一步收窄，最终因规模扩张过快、资金成本压力过大而倒闭。

　　二是中国的市场长期以来习惯了政府管制和干预。例如，人民币汇率上稍微波动，就常会引起市场对央行是否即将出台新政策、是否有改革意向等做法的猜测，导致市场非理性行为不断叠加，以至于央行最终不得不出面澄清，稳定局面。

　　眼下，这场复杂的“游戏”很可能引发市场的误解，成为央行未来的一个挑战。改变市场对政府行为的惯性认识，将成为关键。

　　《财经国家周刊》：要避免市场出现误解和风险，你认为中国的利率改革、汇率改革应该遵循怎样的步骤？

　　王志浩：必须给银行、企业和民众足够的学习与调整时间。

　　汇率方面，浮动范围逐步扩大已经没有争议，包括央行在内的很多机构都已达成共识，关键要看市场的适应情况，最终确定改革的时间表。

　　利率方面，在央行多年的政策铺垫下，市场化操作难度并不大，仅剩的存款利率市场化，两三年内应该会走完。

　　关键在于放开的步骤。我建议，传统存款利率改革应该从3年期、5年期和大规模的企业长期存款开始实施，并将同业存单等列入首批试点业务。然后，再逐步扩大范围至企业和家庭、个人的小额存款，走“由大到小”、“由长期到短期”的改革路径。

　　自贸区无须负担太多改革重担

　　《财经国家周刊》：上海自贸区也是金融改革的一大试验点，从外资银行专家的角度看，你对上海自贸区有什么想法？

　　王志浩：渣打银行已经申请自贸区分行，或者会另建一个机构以适应自贸区的相关政策。上海市政府有自己的一套观念和方法，大量具体规定仍在起草过程中，我们会等待其设计的最终想法呈现，再来规划可行的业务范围与模式。

　　我个人初步的想法是，自贸区可能更侧重于贸易和投资方面，金融改革因为复杂程度较高、牵扯利益方较多，并非自贸区的重心所在。

　　问题就在于，一个有地域限制的自贸区，监管方面能控制物流，但却无法掌控资金流，因而如果利率改革和资本账户放开等政策在区内实施，如何把控其资金流不会对境内金融市场造成冲击，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此外，央行对利率市场化的规划以全国宏观经济为背景，且资本账户自由兑换也很可能在5年内全面实现，因而在单一的小区域内进行试验，不一定能复制到全国，收效可能并不明显。因而，自贸区的金融改革可能只是作为投资、贸易领域的配套改革。

　　《财经国家周刊》：如果在上海自贸区设立人民币离岸账户，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改革进程，您认为能否发挥一定的效用？

　　王志浩：策略是可行的，但从经济学家的视角看，凡事以最低的成本达成最高的效用。当中国已经有了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在上海建立离岸市场就对金融改革作用不大了。

　　如果在离岸账户上做文章，上海就会成为第二个香港，并与香港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但也许5年后资本账户就已基本放开、利率市场化早已成功实现，那么再造出第二个香港会有多大意义？况且，中国内陆对香港金融体系的借力远未到位，再造一个香港，从全国视野来说并非急需。

　　我们应该将焦点放到全国金融体系的改革上，让上海自贸区成为投资和贸易体制的突破点就足够了，无须担负太多的改革重担。

　　取消存贷比为时尚早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的金融改革也一直强调顶层设计，最近央行提出了金融监管联席会议，牵头保监会、银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来改革监管制度。相比于欧美国家的监管体制，您怎样看待中国未来的金融监管改革效率？

　　王志浩：中国银行业的产品、服务和发展趋势已经牵涉到越来越多的领域、部门和市场，银行、保险、证券和互联网等领域的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其中，所涉及的各部门协调能力都亟需较大提升，联席会议应该会对此有所改善。

　　不仅是金融混业的到来不可避免，如今互联网金融的强势来袭也在倒逼监管机制的改革。

　　相对来说，金融领域的监管难度还较低，能够以基本的准则和加强透明度来提升监管能力。但日后融合了互联网，以直销银行、第三方支付等各种形式出现的互联网金融机构，将涉及各类不同的市场和业务，监管难度势必大大增加。

　　《财经国家周刊》：对于银行业监管制度的改革，有意见称应该取消75%存贷比这一监管红线，转而采取更加灵活的考核办法来促进银行业的改革和转型，对此你怎么看？

　　王志浩：取消存贷比监管目前为时尚早。存贷比指标，尽管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和粗略，但在目前银行业现状下仍是需要的，能保证资金的流通性。

　　不得不提的是，眼下同业业务发展迅猛，近年来成为个别银行收益的主要渠道之一，但由于同业市场上将资金拆借给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后，大量被包装成诸如信托、基金等隐含道德风险的资产包，转卖给农村信用社等风险意识较弱的机构，最终投入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等高风险领域。

　　创新本无可厚非，但个别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把控能力堪忧，它们从大型银行处购买资产包，但却难以掌控风险，很容易出现类似“钱荒”的流动性紧张局面，甚至出现更严重的系统性风险。

　　因而，监管当局在资产流向和制度透明度上应有所加强，且须出台有效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才能不断提升银行的治理能力和水平。

　　如果3〜5年内，改革进程中能够出台银行破产的相关程序和规则，则中国的金融市场就能够更加有序地竞争，能够实现市场化这一改革的最终目的。否则，诸如存贷比等粗放型的监管方式，还将长期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