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锡庆

　　改革的下半场

　　朱锡庆

　　朱锡庆 长沙理工学院教授

　　中国这30年的改革是很成功的，总结两点，第一，在当时的背景下，改革的动力已经足够强大了；第二，中国找到了一个很独特的社会变革方法，一个是试点，一个是开放，很成功。但现在的中国，不像3 0年前推动改革时那么迫切，改革成功之后，就是改革动力的消退。也就是改革只完成了“上半场”，还要接着改，完成“下半场”。

　　下半场的改革问题，主要有四项。改革动力在何处？原来的方法要不要坚持？到底是公平取向还是效率取向？到底哪些领域的改革已经差不多了，哪些领域是还没动，又必须改的，需要列个改革的清单。

　　没有动力是很难推动的。很多国家的改革是由两个阶段组成，前面是政治不动，经济领域的变革，然后产生了一场大的经济危机，必须进行第二场改革。很多人认为中国也会走这条道路。从动力的角度讲是对的，但不能为了改革而期待一场大的危机，为了改革而改革，且中国不会发生大的经济危机，看不到经济崩溃的迹象。

　　改革动力的凝聚

　　后续的改革，最伤脑筋的是，当中国人对改革的热情消退以后，如何去发动它，如果在民间没有形成广泛的共识，没有形成一种从下到上的紧迫感，改革是很难推的。

　　现在对改革的呼吁突然多起来，这也发出了一些信号，至少某些人意识到了改革的紧迫性。但一部分人意识到是不够的，必须变成广泛的共识才行。问题的存在和积累就是动力之源。现在有很多问题又积累了起来，开始产生后果。

　　一是增长减速的问题，它会使很多隐藏的问题逐步显现出来。增长减速后，经济规模会有收缩，比如房地产开始进入一个增速较慢的轨道，出口加工也换了轨道，这都会造成一些问题。温州出现企业倒闭潮，老板“跑路”，都是原来没有改革的领域出了问题。这些在高速增长时期被掩盖了，只要速度放慢，这些问题就露出水面了。

　　如今，无论是一些公职人员，还是富人，安全感都有些缺失，因为他们心里清楚，自己或多或少违反了某些法条。这不是个别现象，不是个人明知故犯，而是法条没有严格执行，是法条本身的缺陷造成了这样的后果。

　　经济规模收缩时，税基降下来，但政府不想税收减少，就会去执法，一查就能查出一大堆逃税的，而且会大面积发现。这时就会逼迫人们想一想，是不是可以改一改。

　　改革动力的形成有时很奇妙，并不是一定要走投无路才改革。当个体收入提高，生活过得好时，也会面临困境。收入水平低时，送子女去哪读书不构成问题，因为没有其他选择。当收入较高，而国内的教育问题暴露出来时，就会送子女去国外读书。这时也会回过头来反思，为什么国内没有好的教育系统。以前大部分都只是研究生出去留学，现在越来越多好学生，在高中毕业后就去国外了。这是对中国大学教育体系失望的一种体现。

　　举这些例子，想说明的是，最近出现的问题不同于1978年前大多数人在同时间段里遇到的生存危机，穿不好吃不饱，而是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境。这些问题不是那么集中，有些人感受弱一些，有些人感觉紧迫一些。

　　分析解读中国目前遇到的困境，是决定下阶段改革的动力来源的关键。但毫厘之间，不同的解读会成为不同的动力。现在移民海外的商人多，去办外国护照其实和当年广东人逃港是一样的，那时是没有活路，现在是没有安全感。如果把这些解读为商人不遵纪守法，可能就要严查，要搞收入再分配。如果把它解读为，是因为粗糙的法条造成的悲剧，那就可能成为后续深化改革的动力。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陆陆续续出的问题也不少了，只要对它们的原因分析得深刻，人们认识清楚了这些问题以后，最终会转化为改革的动力。但如果解读错了，它可能变成一种反改革的动力。现在对房价的误读就导致了一次大的倒退。一线城市的房价为什么这么高，误读以后就打压房价，限购限价这些就出来了。

　　互联网时代，民众浮躁，发言喜欢凭直觉，那就更需要理性的力量，更需要令人信服的说法。

　　从社会改革的动力原理，可以看到理性分析的力量与重要性，尽管理性分析本身并不是社会改革的动力，但它是通过对社会分析产生动力的推动力。中国现在处于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在方向很明确，发展很顺利的时候，学者的作用不是很大。往往在迷惘时，学界的意义才凸显出来，思想变得很重要。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后续改革发动的问题，这不是要喊口号去号召，而是要有让人信服的分析。在目前看不到强大改革动力的情况下，学界应该做点事，通过透彻的分析，促进改革动力的形成。

　　“试点”的方法不能丢

　　第二是改革方法的问题。中国改革已经改了30多年，方法是通过试点的途径产生改革方案，是种实践理性的方法。但现在中途被改成了社会工程主义，在房间里炮制方案。这种变化是对过去30年改革认识不透彻的结果。

　　回顾过去30年，产生了重要意义的措施，哪个不是通过试出来的？比如承包责任制，不是理论分析的产物，而是农民试出来的办法。国有企业改制也不是哪个学者写出来的方案，而是个体试出来的。

　　建构主义有一点很致命，就是预先设计一个蓝图，然后按图施工，但后来发生的很多细节问题都是事先想不到的。换句话说，设计一个社会蓝图没有信息来源，怎么去设计？只有一种设计方法，就是找一个国家为模板，照着它的样子画，但没有一个国家是一样的。

　　比如，分工细化，个人从事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少，越专越精，推动了个体的知识积累，社会效率的提高。但组织分工的合约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美国是用要素合约来组织分工的，表现出来的现象是出现很多大厂，分工细化是在一个厂里面完成的。个人从事工作越来越细，但工厂越来越大，有很多世界百强。很多人想当然地也想做大做强，想把中国很多小企业合并，规模大了好像就是个好企业。但在中国试出来的经验是，温州是以产业集群来实现分工深化的，靠的是家庭工厂，虽然规模没扩大，但仍能实现分工深化。以前一个家庭是制作打火机的，现在只做打火机的一个零件，之前做弹簧的，现在只做弹簧的一道工序。分工深化达到的效果和西方国家是一样的，但并不是通过把工厂做大实现的，而是通过产业集群。大量的工厂聚集在一起，有个中间产品市场，做完这道工序送过去，下一个工厂接过去做。两种不同的合约方式产生了同样的效果，如果不懂其中机理，直接学美国，把几万个家庭工厂合并，形成一个大厂，就把几万个工厂搞死了。随意以一个国家为蓝本，会削足适履。

　　哈耶克说得对，任何一个人没有本事对社会进行设计，更不用说进行全套设计。道理很简单，因为任何个人，或者是研究团队，都没有足够设计一个社会的信息来源、知识来源，很多社会构造的细节都存在于过程之中，离开了这个过程，没有信息来源，设计出来的也是病态百出的。在下半场的改革中，仍然明确要用已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局部试点的办法。

　　“二次分配”不能成为改革重点

　　第三是改革取向的问题。1978年的改革是在非常低的财富水平上推动的，那时自然的取向就是把饼做大，强调效率。现在却强调分饼，强调“公平”，要“二次分配”。每个人都均分到很多，这在现实中存在吗？大跃进中，中国见过共穷，共富真的存在吗？还是一种“皇帝的新衣”。

　　因为天赋、出身、努力水平的差异，每个人遭遇不同，结果也不同。所有的人的生活都比过去好，这可以做到。但在某个阶段里，所有的人生活都一样好，这是不可能的。可以在一个小地方，通过转移支付，在三五年里造出“共富”的假象，但这是短时间的，不可持续的。有人演绎过，也有人导演过这样的事情，事后被证明是有野心的“骗局”。长久的现象是，所有人都可以比以前过得好，有人好得更多。必须有勇气承认，这种差距的存在，是原来就存在的各种差异的结果。现今个人财富的差距也是各种差异的综合结果。如果不承认这种差距，试图去改变，甚至成为改革的取向，会是大麻烦。

　　收入差距要调节也顶多是微调，但要把它消灭或者拉近，不可能。否则会把劳动的积极性消灭掉，把社会发展的动力都消解掉。用制度经济学的话来讲，西方搞的高福利其实是人为地把收入差距缩小，会产生巨额交易费用，很多财富就蒸发了。

　　现在的二次分配，通过转移支付、税收等手段只能是微调，一定不能伤害到人的工作积极性。调节要有限度，不能像欧洲有的国家，把所得税调到50%以上，福利救济水平也调得很高。

　　这个“度”很难有精确的界限，但是可观察，至少要让工作收入与救济收入有明显的差距。在过去30年里，中国人的收入差距确实在拉大。但在这个做大的饼里，一个人分到的饼可能比以前饼小时所占比重还要小，但所有人都比以前过得好。只要这个饼越做越大，就不会有问题的。

　　少数人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但他们是花不完的，最终还是社会财富。分配问题重不重要？重要，但是远没有发展重要。如果社会不发展，再怎么分也是没意义的。

　　收入差距产生两个效果，一个是显性的，大多数人能感觉到收入的差距，一方收入比另一方高很多，后者会明显感到有压力，而且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另一个是隐性的，不强烈，但时间长了就可以感觉到，收入差距可以调动个体的积极性，产生社会发展的动力。如果比赛差距没有意义，那么大家都是慢跑，谁会去拼命。奥运选手赛跑就是为了差距。

　　正是因为收入差距存在这两种作用，才形成了正反两方观点。平均主义看到了压力的作用，而无视动力作用。如果调节收入差距，所能容忍的收入差距幅度也宜宽松。宁可让差距存在，而不要去调节太多。如果一定要划一条调节的标准，税率到底要多高，福利救济标准要定多高，说得好听一点，是以社会安定为标准。说得不好听一点，是不能让大量人群因为低收入而去偷去抢，变成社会秩序的破坏者。现在像欧洲，调得太离谱了，收入高的人的收入百分之七八十被纳税了，不工作的人所获得的报酬和他们差不多，在欧洲有一生不工作的人。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均资源少的国家，每一个人不去努力，不去积累知识，没有动力，这个国家何以为生。在那些靠自然资源的国家，搞一点平均主义，可以生存下去，但是中国、日本这种国家主要是靠人力资本生存。

　　再过100年，中国也还是要坚持效率取向。收入平均化会产生两个恶果，一是把动力机制削去了。另外把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扭曲了。福利很高的话，工资成本大，随之导致产品在世界市场失去竞争力。现在那些叫嚷着要把饼分匀的人，没有看到这一层。当然，也许因为中国的福利水平离欧洲还差得太远。

　　知识生产体系的再造是关键

　　第四个问题琐碎而重要，就是要为下阶段的改革任务列出明确的清单。若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重点深度改革领域，一个个连续下来就可以完成一次大的改造。前30年最成功的是，完成了整个生产系统的一次大改造，完全用新的合约重建了新的生产系统。那下一阶段一定要清楚，对什么系统进行再造，一定要理清楚任务清单。比如中国的医疗系统要不要再造，大学系统要不要再造，很多央企都上市了，国家控股，弄了个国资委管理，是这个样子就算改完了？

　　生产系统的再造已经见到成效了，许多民营企业已经成长起来。但仍然没有完成，还要进一步深化。一些重要服务领域没有向民间真正开放，没有走完最后一步。医疗、金融、铁路、航空、保险等，这些领域还是管制，不让私人资本自由进入。只要放开准入，就一定会出现新的、更有效率的产品。

　　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源头在外面，下一阶段一定要有内部的知识源头。这个阶段的改革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知识生产体系的再造，要解决知识源头的问题。也就是说下半场改革的重点是重建一个知识生产体系。这里面有几个领域很重要。大学应该是新知识的主要来源，但现在却几乎不产生新知识，不进行根本性改造是不行的。传媒是信息和知识的传播渠道，但现在问题重重。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大学与传媒系统需要再造，因为两者构成新知识的产生与传播的完整系统，构成了下半场改革的主要领域。

　　(南都评论记者陈建利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