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报评论员 兰恒敏

　　城镇化是扩大内需潜力最大的部分，是2013年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工作之一，但是我们要竭力避免出现“债台高筑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庞大的系统工程，仅就物质层面讲，就需要水、电、暖、气、交通、通信、环保、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大规模的投入和建设。这笔浩繁的资金从哪里来？我们现在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要求和不能定点投放的特点，使货币政策在城镇化的过程中难以承担主力军的角色，城镇化的主流资金只能来源于积极的财政政策。

　　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

　　2011年上半年国务院安排审计署进行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万亿元。那么时过两年，地方债务又增长了多少呢？长江证券宏观分析师王夏儒认为，2012年下半年的“稳增长”导致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万亿刺激方案，使债务负担日趋恶化，考虑近两年新增基建信托3200亿、城投债9000亿，再假定平台贷款余额不变，则目前地方债务可能增长20%至12万亿元。

　　我们认为，这个估计不算激进。为了解决资金之渴，去年以来多地政府采取BT(建设-移交)项目的融资模式，即引入项目承建方先行垫资进行基础建设，项目竣工后再移交地方政府。所以，实际债务水平很可能高于上面的数目。

　　鉴于此，2012年的最后一天下午，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央行、银监会联合发文《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再次强调对地方政府融资行为进行规范。“从最后一天紧急出台的新规来看，地方债已行至悬崖边上，不及时规范和限制融资将会发生系统性风险。”某商业银行资金部人士说，地方债已紧紧地把地方政府和银行捆绑在一起。从上述发文来看，其列出的整治范围之广和整治手段之严厉都数空前。

　　举债容易还债难。能够不增或少增债务已经实属不易，要有效削地方减债务几乎是很难办到的事情。城镇化的过程很可能伴随着地方债务的剧增。风险来自于两个方面——

　　首先，地方政府本来就有大拆大建出“政绩”的老毛病，中央推进城镇化的战略决策很合乎地方的愿望，而且地方很容易将城镇化推向畸形的极致。无效开发、超前开发、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开发工程会很多，造成资财的浪费和债台高筑。

　　其次，透支国家信用。城镇化所需的资金，中央会投入一部分，但大头在地方。而地方财政永远是资金饥渴，花的常比挣的多。如果地方财政不足以支撑地方城镇化的雄心，就会求助于民间财富。基建信托、城投债等就是民间资金借钱给政府的主要途径，这几年膨胀得很厉害。民间资金敢于借给政府，是源于他们相信“只要政府不倒台，收回资金就是有保障的”。但是他们忽视了两点。第一，政府出面兴建的城镇化设施大都是公用设施，资金回报率实际很低，地方政府许诺的利息是有水分的；第二，新官不理旧账，一届政府借钱，下届政府还账，能那么痛快吗？新一届政府承认债务有效，但是极有可能还债遥遥无期。一旦出现还本付息困难，就会造成大的社会震荡，最后不得不由国家“兜底”。

　　如何防止城镇化过程中债台高筑？

　　首先要正确理解城镇化。城镇化是漫长而庞大的工程，需要以“十年”“几十年”计，需要稳妥持久地进行，不是短期的经济刺激。在计划安排上要细水长流，不要绷得弦太紧。其次，要通过各种手段严控城建基金、城投债等运作，实时监控风险。再次，要搞好投资者教育，特别是要打消“政府举债万无一失”的错误观念，提高风险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