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7月12日,江西省新余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余市政府关于将江西赛维LDK公司向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偿还信托贷款的缺口资金纳入同期年度财政预算的议案。而赛维在相关信托中的借款余额约为7.55亿元。这则报道引发地方政府帮助企业还贷的巨大争议。7月17日,处在舆论漩涡中的新余市政府方面表示,对于赛维的资金支持并非无条件,而是需要赛维资产作抵押。与此同时,还传出了赛维正在谋求国有化的风声。
创建于2005年的赛维是中国光伏产业的领头羊,也是美国纽交所上市公司,被誉为“江西走向世界的一张顶级名片”。在2008年鼎盛时期,赛维实现多晶硅片产能1000兆瓦,成为世界第一个实际产能进入吉瓦俱乐部的光伏企业,当年赛维年销售收入达128亿元,麾下员工有7000余人。如今,赛维却背上了300多亿元的巨额债务,在破产的边缘挣扎。从兴盛到衰落,赛维仅用了7年的时间,可谓“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
回顾赛维的兴衰历程,不难发现,政企联姻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创办赛维时,“光伏能人”彭小峰为公司选址问题颇费脑筋,新余市政府主动伸出橄榄枝,在资金、人才、电力供应以及用地等方面开出了极为优惠的条件,终于成功地“筑巢引凤”。以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为旗号,雄心勃勃的新余市政府和充满创业激情的彭小峰一拍即合,走上超常规跨越式发展之路,由此成就了一段政企联姻的“佳话”。然而,好景不长,风云变幻的市场给这段联姻“佳话”敲响了警钟。
在市场经济下,自发配置资源的“无形之手”不仅需要尊重,也需要敬畏。政府虽具有宏观调控的职能,但“有形之手”只能通过辅助和顺应“无形之手”才可发挥作用。但在中国,这个基本的常识总是难以被人们彻底接受。于是,本该恪守市场、行政边界的“有形之手”总是闲不住,对市场指手画脚,老想着要大有作为。一个产业属于“朝阳”还是“夕阳”的范畴,属于新兴还是落后的性质,本应由市场去选择,但现实中却常由政府去认定。如果说,市场的选择是基于其内在公平竞争的机制,那么,政府的认定则出于其理性的自负。无数实践证明,前者比后者可靠。一叶知秋的赛维兴衰所折射的中国光伏产业的冷热轮回,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从概念认定到扶持政策出台,“战略新兴产业”的帽子不仅一度将中国的光伏产业装扮得风头无两,也短短数年间将中国的光伏产业打造成世界的“巨无霸”,备受政策关照的光伏企业在中国各类高科技企业园区遍地开花——政府官员由此收获了亮丽的GDP和造福一方的名声;光伏企业家们由此创造了一个个“白手起家”的创业神话,并戴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杰出青年的红翎。在中国光伏产业那一段虚幻的“好时光”里,充斥着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桥段,市场的“有形之手”完全沦为配角,光伏产业过剩的种子由此埋下。
令人遗憾的是,在政府做大做强中国光伏产业的吆喝声中,包括彭小峰在内的很多企业家也失去了应有的冷静。挟2007年赛维在美国纽交所上市之余勇,赛维在政府支持下,将超常规发展之路进行到底。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赛维的决策者们对于全球需求萎缩的苗头缺乏充分的研判,而是继续扩张产能,由于IPO所募资金已经不能满足规模扩张需求,赛维大举从银行和信托公司借债,甚至不惜签订“对赌协议”。然而,日益萎缩的市场最终给了赛维和新余市政府一记闷棍。经营亏损加上盲目扩张产能造成的沉重债务,成为企业和政府共同的包袱。放眼神州大地,还有多少像赛维这样的光伏企业在政企联姻的光环中沉沦?
透视赛维与新余市政府的“七年之痒”,可以推论:如果新余市政府决定对赛维的债务进行兜底,那也是两者此前牵手模式的逻辑延伸;如果新余市政府决定对赛维撒手不管,反倒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至于赛维正在谋求国有化的传闻,如果属实,其本质也是政府决定对赛维的债务进行兜底的翻版。一旦赛维变身为国有企业,那么它破产的概率将进一步降低——不排除政府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或者给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名义,为赛维输血托底,而用来输血托底的,自然是纳税人的奉献。新余市政府对赛维的债务进行兜底,或者赛维实现国有化,这两种方式,都是政企联姻的危机公关表现形式,而后者更是对市场化的反动。
从某种意义上讲,政企联姻的案例越少,市场化的品质就越高,因此,拆散政企婚姻,而不是打造政企联姻,应成为我们努力的方向。这便是赛维及其代表的中国光伏产业兴衰之路留给我们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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