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薛禹胜

　　《中国电力与能源》这本著作清晰地强调了一个重要概念：煤炭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是中国一次能源的主角，而电能则是二次能源的关键，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到能源安全、电力安全和环境安全。电能在二次能源中占比的增加，不但反映了经济发展模式及生活质量的改进，提升了环境保护和社会文明，有助于减轻化石类资源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也有利于更深层次地提升各种化石类资源的利用价值。该书提出的“大能源观”理清了电力与能源的关系，以全局观点协调一次能源及二次能源的配置，优化各类能源的发展。

　　大能源观总结了在电力系统的理论研究和生产实践上的经验，明确指出如果没有大能源的安全预警和应变决策，电力供应的可靠性就难以保证。反之，没有可靠而高效的电力系统，也就难以保证大能源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这个简洁而精辟的结论有助于我们在大停电威胁、新能源快速发展、能源消费趋高等种种现实矛盾下，保持清醒。

　　由此，大能源观在电力、能源和环境的相互协调上提出了新的课题，在能源的综合输送方面注入了新的思维，必将推动这些学科的交叉研究。沿着这些方向持续努力，对于结合国情提高中国电力与能源的安全性和经济性大有禆益。

　　远距离能源的综合传输符合科学发展观

　　随着化石类能源存量的减少，终端能源的消费模式将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大量的终端能源消费将自觉或被迫地从石油或天然气改变为电能，电能将成为终端能源的绝对主导形式，而电力可靠性对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也将更加突出。

　　许多停电事故是由一次(高压)设备故障引起，而二次(信息控制)系统应该防御灾难的发生与扩大。但是，二次系统本身的故障或被恶意破坏也可能引发大停电。能源安全包括电力安全，但涉及更广的领域，其可靠性同样有赖于所有环节的可靠性及协调配合。任何小环节的不当处置，都有可能通过蝴蝶效应而引发全局崩溃。

　　通过有效措施可以大大减小特定故障的概率，但某个事故只要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它就迟早会发生。换句话说，偶然事故可以不断减少，但不可能完全杜绝。因此，除了未雨绸缪的预警及预防控制以外，还必须重视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所施加的紧急控制，重视根据事故后实际不良后果的程度而施加的校正控制，重视系统崩溃后的恢复控制。但是，我们至今仍然缺乏对如何协调这些不同控制方式的理论研究和工程技术。

　　就像先进的医疗技术不能完全替代健康的体质，坚强的电网是二次系统智能化发挥作用的基础。同样，能源安全问题也不局限在能源的生产环节上；能源输送环节的风险问题已被当前的种种矛盾推到前台。

　　能源与负荷分布的极端不均衡是中国发展中无法回避的困难，其中东部的发展离不开西部的能源支撑。目前在其能源输送中，直接以铁路和公路输煤方式输送的能源大约是以输电方式输送的20倍。从风险管理的观点看，不应该将鸡蛋放在一个框子里。此外，适当增加输电比例，对于保障能源安全、环境安全，以及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贡献都不能忽视。

　　中国已经自主地掌握了特高压长距离大容量输电技术，并且积累了大量建设和运行经验，这可以大大分担大能源输送的风险。必须强调的是，提出大能源基地远距离输电的观点，与大力发展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是互补而不是对立的，是在中国具体情况下协调发展的创新模式。

　　能源风险管理需开源节流

　　所有的化石类能源最终都会耗尽，而对中国实际的能源资源及需求前景来说，这个问题就更为突出。就整个人类来说，可再生能源的充分利用是必然趋势；对于中国，问题就更为紧迫。

　　电力系统的可靠性包含两方面：其一是系统在大扰动下保持稳定并很快进入一个新的平衡状态的能力，即安全稳定性；其二是系统在扰动后尽快恢复全部负荷正常供电的能力，即充裕性。

　　虽然小规模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对电力系统充裕性的影响并不大，但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接入电网后，其难以预测的波动性与间隙性给电力充裕性及备用容量的调度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入网，除了技术与经济约束外，也会带来新的环境问题。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应用也需要付出代价，因此至少应该将节能与需求侧管理的任务放在与新能源同样重要的地位。这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任务中的重要内容。即使经济总量趋于饱和，电能在终端能源中的比例还会上升。也就是说，电能在能源中的核心地位将越来越突出，而生产过程，楼宇和电动汽车等用电模式的智能化任务也会越来越重。因此，智能电网也是大能源概念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稳定性理论及电力系统自动化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