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言政之吴向宏专栏

　　据报道，温家宝总理前几天考察时说了一句话：“温州的试点，有些成功的，要在全国推广，有些立即可以在全国进行”。国务院此前刚刚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温总理的话，令本已广受瞩目的温州金融改革试验更加引人关注。

　　老实说，对于温州金融改革试点，我一直存有疑虑，没有表示支持。关注我专栏的朋友都知道，作为半个从业人员，我一贯主张金融体系市场化，而温州金融改革试点的基调就是市场化，其中绝大多数具体措施都是和我的一贯建议相符合的。照理我应该对温州金融改革试点欢呼雀跃、举双手赞成才对，为什么反而存有疑虑呢？因为在正确的具体措施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正确的指导思想。而金融政策，从指导思想上来说，它是不适宜用试点的方式来判断其效果的。

　　我知道我国政府有一个习惯，就是谨慎创新，凡新政策、新措施都喜欢在小范围试点一下。这对很多有边界、有地域局限的政策是有效的。比如有人把温州金融试点和当年土地承包制的小岗村试点相比。其实这怎么比呢？土地承包制的政策调整对象是土地使用权，它是一项有高度地理边界的权利。小岗村村民在本村范围内获得的承包权不能带出村外，而外村人也无法掺和到小岗村来分享他们的土地承包权。这项改革试点，既影响不到外界，也不会被外界因素所影响。所以，它作为试点第一是安全的，即使搞砸了也不会波及哪怕是相邻的村庄；第二是有效的，即其结论完全能够反映土地承包制的效果，不会受到还没有实行土地承包制的外部环境(当时是整个中国)的影响。

　　回顾过去几十年里成功的试点，基本上都符合“有地域局限、能和外界相对隔离”的条件。对于难以满足条件的试点工作，则需要采取一些特别的措施。例如，改革开放以来最轰动的试点之一是深圳经济特区，在全国还是计划经济为主体的情况下，深圳率先采取了一系列市场化的政策。当时，为了避免这些政策对全国的经济秩序都产生冲击，深圳特区采取了封闭式管理的做法，整个地区的边界都严加隔绝，外地人进入深圳必须申请专门的边境通行证。这种做法，实际上将深圳变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惟其如此，深圳试点才能控制风险，也才能产生可靠的效果。

　　试点政策如果不具备和外界相对隔离的条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试点的成败，完全不能反映政策的真实有效性。举正反两个例子。2002年起，北京曾经实行春季高考，3年后以失败告终。但这个试点失败，是否证明了春季高考政策本身的失败呢？不一定。因为高校都是全国招生的，用人单位也是面向全国招聘的，对它们来说，仅仅为了北京这一地的试点而单独进行一次招生或招聘，是非常不划算的一桩事。高校和用人单位不积极配合，是导致北京试点失败的重要原因。如果真在全国范围推行春季高考，则高校和用人单位就有足够动机配合，结果很可能大不一样。另一个例子就是著名的南街村。这个村庄以“集体经济的成功典型”而著名。南街村的试点成功，能否证明集体经济政策可以成功呢？也不能。因为南街村和外部的市场经济环境完全没有隔绝开来，相反，南街村大量利用了外部的市场经济环境，高度依赖外来的劳动力和外部市场，在此基础上又通过打“集体经济”牌而赢得很多渠道的资源支持。所以，南街村的试点成功也是无效的，如果把集体经济推广到全国，那么，根据我们过去曾经有过的实际经验，其结果可以断定将是失败的。

　　温州金融改革试点的风险就在这里。由于金融活动完全没有和外部隔绝的可能性，温州试点首先风险很大。比如曾经热议过的在温州实行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这个真的千万不能试。如果温州放开，就等于是全国放开了。因为全国任何一个投资人都可以到温州乡下去借个身份证，实现对境外直接投资。鉴于此，一些真正有积极意义的政策，如利率市场化，实际上现在都没有敢纳入试点范围。其次，温州试点的成败，对全国的指导意义也很小。原因也就是政策无法隔绝。比如说，在利率没有市场化的前提下，放开成立民间小额信贷机构，则其生存空间将很小，很可能大家不会踊跃成立，因此可能得出成立此类机构的条件不成熟的错误结论。

　　我个人认为，中国金融改革目前面临的很多所谓“重大课题”，和其他领域改革的一些所谓“重大课题”一样，其实都是常识性课题，根本无需什么高深知识就可以判断正误。中国改革目前缺少的不是知识和判断，而是勇气和决心。如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利率市场化、放松外汇管制等政策，完全没有必要多余地经历一个试点阶段。其风险既高，试点结论又不可靠。完全应该尽快结束甚至跳过试点，直接在全国推行。

　　(作者系商界从业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