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宁远

　　春节前夕，曾以非法吸收存款罪被刑拘长达15个月的太子奶创始人李途纯终于无罪获释了。但这则消息却拖了快一个月才公开。在如今微博瞬间可达全球各个角落的年代里，这则消息还按照中国“好事不出门”的古老方式流传，此中道理也许我们都懂，又都不懂。

　　就个案而言，在15个月的刑拘里，李途纯的罪名前后变化了两次，有四项罪名。李途纯先是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职务侵占和抽逃出资罪，于2011年4月18日由公安机关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院两次驳回后，公安机关再于2011年9月14日重新上报，将李途纯涉嫌的罪名变更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挪用资金和职务侵占罪。

　　上述公安机关法律行动中的四项罪名，其中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两项罪名近乎职务犯罪，法理比较清晰，也符合当下市场运行的刑事犯罪的基本社会动态，但却未必符合创业型民营企业家的基本特征。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偷自己创业，且自己当家的家里的钱，所以公安机关的侦查遇到了“事实不清”的问题。而非法吸收存款(检察院认为不符合刑法规定的要件)和抽逃资金罪(公安机关自己取消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有时候造成民事和刑事案件性质难分，和目前社会环境的发展有脱节，以及不符合降低制度门槛(包括行政和司法)，以利于企业家创业的大趋势。

　　比如抽逃出资罪，在中国还有一个相近的刑事罪名为虚假出资，它源自改进较小、相当落后的工商登记制度。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一般都将用多少资金开设公司，视为投资人天然的自由裁定权。市场好，多投资；市场不好，少投资，这当然应该是投资人自己说了算。说这是市场经济的常识一点也不为过。人为地在法律上规定设立公司的注册资本不能动(股东约定除外)或者很难变动，其实很可能在商业经营活动一开始，就剥夺或限制了投资人的这项天然权利。从目前实际的情况看，它完全可能成为市场投资人自由决定投资的人为障碍。

　　有些地方的工商注册制度已将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分开登记。注册资本一个亿代表着投资人想投资一个亿，而实收资本一千万意味着投资人根据实际市场的情况，暂时只做一千万的生意。至于实收资本一个亿，过后增减实收资本金也是投资人的自然判断，并不会损害他人的利益，也不会干扰社会正常秩序，和打击刑事犯罪所要达到的保护社会安定的目的毫不相干。

　　改革开放以来，获此两罪的民营企业家不在少数，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所有从一开始有市场经济就参与经营活动的民营企业家，都或多或少遇到过虚假出资或者抽逃资金的问题。与此相伴，很显著的现象是，即使某些民营企业家以此罪名被判有罪，但他们获刑的过程，几乎都不是从这两项罪名启动司法程序的，而是在其他犯罪事实证据不清情况下以此获刑的。翻开这样一部民营企业家开设公司的“原罪史”，其实就是翻开一部行政权力从公司注册登记制度开始，就预留的两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罪名史”，是行政权力为司法机关提供的法律制度环境，让行政权力干预公司经营获得了司法机关的合法正当支持。

　　至于非法存款罪，其实就是民营企业在融资环节中的犯罪，这种犯罪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可以避免的，因为现有金融环境下，不能为民企提供合理合法服务，民企不容易从正常的渠道获得资金。而且民间借贷按照当前的法律，不仅不能合法化，还很容易和非法存款、非法集资这些写在《刑法》上的刑事犯罪相联系。为这个罪名，付出代价的民营企业家也很多。

　　按照株洲市天元检察院的法律文书，“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还了李途纯一个清白，但这个最高可以致无期徒刑的罪名(相近的非法集资可判死刑)还在《刑法》上赫然写着。中国不是案例法系，而是成文法系的国家，类似李途纯的民间借贷未来还会经常和大量发生，谁来保证未来那些当事的民营企业家的清白呢？

　　从这个角度说，曾经拥有四项罪名的李途纯无罪释放是好事情，但李途纯的运气好，不能保证其他民营企业家的运气好。

　　(作者系财经观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