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评论员

　　近日召开的浙江民营企业万人大会引起中国经济界的关注，原因在于这次大会的主题鲜明地指向“实体经济”。据报道，浙江民营企业家们不约而同地将下一轮投资方向聚焦到实体经济上，更准确的统计数据表明，是实体经济当中的产业升级类项目当中。

　　一方面，浙江是中国民营企业的重镇，浙江民企的动向代表着中国民企的动向；另一方面，浙江民企一直是经济观察家们的重点关注对象，从著名的义乌模式到叱咤一时的温州炒房团，从浙江民营企业老板集体跑路再到最近宣判的“吴英案”，浙江民营经济几乎集中反映了当下中国经济最本质的矛盾：实体经济疲软，经济虚火旺盛。浙江民企在过去数年间已经从外贸模式转为投资模式，即由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这种转向是资本趋利的必然结果。因为随着国际外贸环境的恶化，外贸模式主导的实体经济已经难以持续。温州炒房团、民企老板集体跑路、“吴英案”，三者实际上同时捆绑在一个经济逻辑上。温州炒房团正是大量民间资金无处可投资的结果，当外贸模式难以持续时，民间资本投去哪里呢？炒房房价高，炒煤煤价高，炒什么什么价格高，或许能炒到一点钱，但是一方面惹来处处喊打，一方面也带了通货膨胀，自己也最终难以捞到好处，况且短期投机并非资本的最终出路。而对那些仍在勉力维持的实体经济来说，融资难、利润薄，于是就产生了民间高利贷，一旦资金链断裂，高利贷双方出现重大矛盾，就产生了大量跑路的老板和“吴英”。

　　浙江民企是中国经济矛盾最集中最剧烈的地方，但浙江问题绝非浙江独有，而是全国性的经济现象。何止温州有热钱，广东热钱一样多；何止温州出现炒房团，鄂尔多斯、海南岛乃至全国多数城市都出现炒房现象；何止浙江出现经济泡沫，整个中国经济都面临着经济泡沫化和实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30多年来中国长期持续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要素红利、市场化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巨大贡献。随着这三大红利的逐步衰减，依靠低成本优势的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从目前看来，这三大红利的衰减并未马上反映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上，而是反映在近年来中国产业资本逐步流向虚拟经济的现实上。尽管中国的制造业占GDP的48%，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却遭遇瓶颈，由于红利的减少、劳动力、土地以及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以及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动下逐步回补，使得制造业行业利润率越来越薄，靠实业起家的众多民营企业只好纷纷“逃离”实体经济，导致制造业的空心化，导致沉淀于工业和农业的大量资金游离出去，流向房地产等行业。

　　这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加上近几年的货币政策等因素，导致基本面更加偏于虚拟经济。所幸的是，2010年就已开始了货币政策转向，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更是成为“十二五”规划中中国经济的主要目标，各省市都已将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此背景下，浙江省在春节后立即召开民营经济万人动员大会，并且提出即将施行的举措，如加快构建公共创新平台，推进温州金融改革试点，培养创二代企业家，实施浙商回归工程等。需要注意的是，这次万人大会是政府牵头，民企参与。说到底，民营企业能否转向实体经济，根本上取决于能否收到回报，民企当然可以动员，但只有实体经济真正具有足够的利润率，民间资本才会真正回归实体经济。所以，政府根本上要做的是改善民企发展的制度环境和管理环境，不越位，不缺位，真正为民企发展服务，才能最终引导中国经济回归实体经济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