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联涛 | 文

　　欧洲正在成为对冲基金的试验场，这不仅仅是监管问题

　　我是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第一批目击者之一，但是，当时我并不了解背后的操纵者及其操纵过程。当我阅读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撰写的《比上帝还富有：对冲基金与新精英的崛起》(More Money than God - Hedge Funds and the Making of a New Elite)一书时，不仅再度唤起了对那次危机的回忆，而且深入了解了个中内幕，痛定思痛，感慨万千。           

　　马拉比曾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和美国《华盛顿邮报》工作多年，现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这本书仔细分析了对冲基金行业的演变过程，非常引人入胜。

　　现代金融理论的支点是有效市场假说，然而，对冲基金行业正是从市场的无效率中获得巨大收益。

　　1980年5月至1998年8月，老虎基金扣除各种费用后的年度平均投资回报率为31.7%，远远超过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12.7%的水平。而从老虎基金走出来的一些人创办的几个对冲基金，在2000至2009年间年度投资回报率达到11.9%，同样高于同期标准普尔指数5.3%的水平。

　　很多对冲基金曾经参与1997年至1998年间东亚金融危机时期对亚洲货币的投机性攻击。目前，这些基金很可能又在欧洲找到了自己的猎物。

　　在马拉比看来，对冲基金行业不应受到监管。原因并非由于其从业人员品德高尚，而是因为这个行业的激励机制和文化和其他金融行业相比弊端较少。同时，虽然金融体系的很大一部分太大而不能倒，但是对冲基金通常是小而可以倒的。当出现问题时，纳税人不需要为之埋单。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是，当这个行业的主要经纪商伴随着出问题的对冲基金一起倒掉时，纳税人可能需要付出数以万亿计的成本。

　　对冲基金的存在本身就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对冲基金与其主要经纪商可谓共生并存，投资银行和大型全球性银行为对冲基金提供杠杆。没有杠杆意味着没有能力去对冲或投机。投资银行和全球银行则是太大而不能倒的，其自营交易加上所支持的对冲基金交易，足以影响整个金融市场的走向。

　　几年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主要经纪商可以通过间接监管对冲基金来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然而，雷曼兄弟的破产使得这一观点灰飞烟灭。

　　对冲基金行业的繁荣源自监管套利和信息套利。传统银行系统所受的监管越重，流向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机构的业务就越多。马拉比认为，对这个行业能否成功加强监管，仍属未知数。出于防范道德风险的考虑，监管机构不敢随便加强监管；果真如此，这个行业可能将会承担更大的风险，同时让政府最后埋单。

　　不幸的是，只要发生金融危机，不管是否存在过重或过轻的监管，政府往往都会受到责备，并不得不为此埋单。

　　当对冲基金行业较小之时，尚不足以成为公众关注焦点；然而，一旦其动量交易足以将一个中等规模国家拖到崩溃的边缘之时，对冲基金的羊群效应便成为一个真实的大问题。

　　今天，欧洲正在成为这样一个试验场。如果某些对冲基金从投机某些欧洲国家的失误中赢得数十亿的财富，同时造成几百万人失业，那么就不仅仅是监管问题，而是将会首先带来一场政治危机。

　　通过利用一个国家的政策失误来实施交易，进而令这个国家陷入可悲的贫困境地，在当前的国际法律框架下可能并不违规；而通过加剧所谓“创造性破坏”进程，让自己赚取高达几十亿的利润，在道德上是否可容忍呢？

　　如果你打算了解对冲基金如何将欧债危机视作机会，这是第一本必读书。

　　作者为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主席、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香港证监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