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胡冰 北京报道

　　2011北京国际金融论坛(IFF)开幕前夕，国际金融论坛主席、十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就社会各界关心的金融监管问题，接受本报专访。访谈中，成思危先生强调，目前，创业板高管辞职套现已非常严重，对此绝对不能手软。

　　根据深交所披露的数据，截至2011年10月27日，在已对管理层解禁的134家创业板公司中，有55家公司的164位董事、监事和高管及其家属减持了公司股份，通过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共成交586笔，减持总股本为1.23亿股，套现总金额为28.8亿元。从套现情况看，有7人套现金额在亿元以上，其中，乐普医疗董事、总经理蒲忠杰位居榜首，今年3月23日其通过大宗交易平台减持1500万股，套现金额高达3.73亿元。

　　公司高管套现汹涌，PE、VC等创投机构更是迫不及待，解禁期一到即夺路而逃。这种疯狂套现的行为，不仅影响了创业板公司的形象，更打击了场内投资者的信心，而面对这种恶意套现，上届证监会始终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因此，不少投资者直接将创业板称为圈钱机器。

　　有中国风险投资之父之称的成思危，曾是创业板问世的重要推动者。针对这种大股东及高管恶意套现现象，他强调，目前，创业板高管辞职套现已非常严重，对此绝对不能手软。新一任证监会要高度重视，该采取措施就要采取措施；对于涉及股市长远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及时处理，如果长期不处置，大家会失望，容易引发更大的问题。

　　成思危说：“上市公司是股市基石，要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上市公司质量，短期看财务绩效，其收益加上增值，至少要高于银行贷款利息；长期看公司治理，取决于其管理质量和水平。根据IFF研究院与南开大学的联合研究，目前国内上市公司治理指数普遍不高，60分以下的为数不少。”

　　11月初，新一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走马上任，A股市场以大幅上涨表达了对这位新掌门人的深切厚望。对此，成思危笑称，他个人一贯坚持证券监管不要针对指数，监管最重要的是要合法合理适度有效。

　　“监管当然要有法可依，现行的证券法 经过大修后与国际比较接轨了；另外要讲理，你推出任何一项监管措施，都要讲明它的道理，不能朝令夕改，老改变游戏规则，这不行。第三，得适度。尽管是有成本的，不是说越严越好。美国的萨班斯法律出来以后，尽管加强了上市公司的内控，但是成本也提得比较高。美国有些公司高管告诉我，当时天天都要加强内部审计，CPA(注册会计师)都不够用，上市公司每小时的成本增加800美元，所以要适度。最后要有效，你的监管措施要能够改变人们的行为，这样监管才有效。否则，像我们股市疯涨的时候，增加印花税，它还是涨，股市跌的时候，你降低印花税，它还是跌。”

　　谈到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泛滥的现象，成思危表情严肃。他说：“我认为监管首先就是要有透明度，要从信息披露入手，真正保证信息披露及时、准确，从全世界看都是这样。只有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及时性、全面性，我们才能实现有效监管；只要信息披露做到透明了，大家就可以根据信息来分析，通过分析发现问题，然后再进行处置。”

　　2011北京国际金融论坛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人民币国际化，而A股国际板的设立初衷，应该说和这个主题密切相关。但市场上不少投资者认为，国际板推出后，会严重冲击主板。对此，成思危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大方向不会变，不能因为有风险就不干了。因此，我主张推出国际板，当然，不是说马上推出，应该等条件成熟后再推，要坚持稳妥原则，对可能发生的问题事先要充分评估。但是，必须指出，交易先于制度，有了交易以后，才能发现更多问题，才能不断去改善。”

　　吴敬琏：转变增长模式 实现结构再平衡

　　在上周闭幕的国际金融论坛2011全球年会上，国际金融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如何转变增长模式，实现我国经济结构再平衡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吴敬琏指出，上个世纪末期，1997年爆发的亚洲地区的经济危机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都是由经济结构失衡产生的。所以，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

　　“为了从根本上摆脱危机，世界上每个国家必须首先办好自己的事情，铲除危机的根源，最重要的是消除泡沫、去杠杆化和实现再平衡。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需要克服由于消费主义和高福利政策所导致的高赤字、高负债、高货币发行和高信用膨胀的问题。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是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效率，要改进增长的质量。”吴敬琏说。

　　中国应该着重做什么？吴敬琏认为，中国经济再平衡的症结，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大致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就采取了一种依靠投资驱动的高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在50年代、60年代很快就造成了经济上的灾难。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用了出口导向政策来克服由于投资驱动的这种高增长所造成的一个严重问题，因为靠投资驱动，投资回报递减，所以投资率不断提高，投资率不断地提高，它就引起了消费率的相对降低，造成了最终需求不足和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不能得到提高。

　　用了出口导向政策，增加了进出口，就使得我们可以用进出口的需求来弥补我们内需的不足。出口导向政策，缓解了某些矛盾，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支持了中国经济高速的增长。但是这也不是一种可以长期持续的增长模式。

　　由于成功地实行了这样的出口导向政策，造成了像东亚许多国家都碰到过的问题，就是因为外汇节余的增加，外汇占款造成的货币超发以及它引起的资产泡沫、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和流动性泛滥，造成了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

　　如果不转变这种靠投资和进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就无法解决我们的经济失衡问题，实现经济的再平衡。

　　中国正式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直到现在，这个转变进行得不是很顺利，没有达到原来预定的要求。那么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体制上的障碍。

　　怎么才能消除这种体制障碍呢？那么就是要靠改革，只要坚持改革，才能消除经济发展模式的体制性障碍，建立有利于创业的经济体制。“十二五”规划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的保证。我们改革已经有30多年了，这个中间最关键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我们现在的经济体制，经过30年改革，有了很大的进步，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基础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在很多领域，旧的体制是用政府的行政命令来配置资源，来干预微观经济生活。这样一些旧体制的遗留，依然顽强地存在，而且在某些时候还有回潮，还有增强，这样一来就不能够完成中国政府在80年代已经决定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或者是后来说的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不能实现了。

　　一定要弄清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政府和企业是什么关系？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哪里？政府需要在今后的改革中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应该由政府做的事情，让市场去做，要有所不为。另外一方面，政府需要进行监管，在提供公共产品，提供基础的社会保障，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体系等等方面，应该尽自己的责任，应该加强自己的工作。如果我们改革工作做好了，我们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能够进行得更快、更好一些，那么我们解决这个失衡问题就能够做得更好了。这样不管是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都会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本报记者 刘春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