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不满服务费暴涨，数千中小卖家以“反淘宝联盟”之名揭竿而起，蓄意攻击“让淘宝心疼”的大卖家。一周过去了，这一被类比为“占领淘宝”的渠道商与供应商之争，仍在等待一个妥协的结果。

　　以笔者之见，“占领淘宝”事件暴露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弱势者”中小卖家有意无意地淡化法律责任，一个是“强势者”淘宝商城或明或暗地逃避社会责任。

　　这两个问题表明当下的法律环境与市场经济发展形势还不完全匹配。一方面，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主体有权自行制定自己的收费标准，但这种权力是不是无限制的？另一方面，被服务对象相对“弱势”，便天然占据了道义的高点，而可以突破法律的限制、变相扩大自我的行为权限？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事件延续一周，其实一直是一场“道德拉锯战”。中小卖家驳斥淘宝过河拆桥，淘宝则一如既往地宣称自己提高价格不是为了收集现金的爱好，而是为了打击水货、假货。言下之意，之所以提高服务费，是因为要保护消费者权益。素有上佳公众形象的马云也习惯性地抢占道德高地，在微博上发言：“今天在中国，做商人难，做诚信商人更难，建立商业信任体系难上难。”

　　相互指责，相互刻薄。一时间，口水横飞，唯事态本身仍然缺少一个答案。显然，抢占道德制高点，并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因为问题的本质是利益的选择，而非道德的抉择。

　　其实，势力是否雄厚与是否销售水货、假货之间断然不可画等号，三鹿奶粉事件即是例证。而即便马云及其淘宝的判断属实，那么，创业初期和全盛时期对于中小商家和水货、假货截然不同的态度，是不是恰恰暴露了在商言商者选择性道德的虚伪？

　　问题归根结底在于最大利益的攫取。淘宝当年靠着中小商家的支持得以迅速崛起，而今则要以道德的名义拿中小商家祭旗，这涉及一个复杂而又严肃的商业伦理。如何权衡这其中的利弊，除了虚妄的道德判断，还须有合乎时宜的法律彰显。

　　而在法律环境暂不完备之时，政策导向便尤为重要。正如商务部15日晚间表态，“要从稳定物价和支持小微企业的高度妥善处理。”在这种政策信号的释放下积极投身协商谈判，而非继续无休止的道德拉锯，才应是马云和淘宝的正道。

　　在这种情况下，马云与其声泪俱下地表达割袍断义的决心，倒不如仔细考量如何宽容中小商家的生存。(□本报评论员 石念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