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晶

　　代表着先进的技术，让铁道部发言人在“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后仍然“充满信心”的高铁，在发言人话音刚落的第二天，就以高铁定远附近突发供电设备故障，造成部分列车晚点这一事实，来回应了发言人的“信心”。

　　在一个月时间里，包括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在内的十几次铁路事故，让以高科技和高速度建设起来的动车和高铁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原本应该给公众带来便利和快捷的高铁，竟然成了不堪雷电一击的“林黛玉”。自6月30日京沪高铁开通后，京沪线已发生近10起供电设备故障。温州发生追尾事故的路段虽非高铁京沪线，却也是2009年国庆刚刚开通的拥有最新技术的铁路线。

　　脆弱而又光鲜的高铁，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我国以往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虽然中央多次强调了转变发展方式，并把转变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期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在体制约束下，在地方和部门的G DP冲动下，“高速”已经成了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一味用大量投资和宽松货币拉动G D P的中国经济，就像行驶在地基不夯实、供电难保障的轨道上，虽然表面上看速度很快，却在突发事件面前不堪一击。

　　大跃进似地建设高铁，以及大跃进似地使用高铁，是投资拉动G DP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写照。在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下，铁路系统原先制定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顺势调整，规划的目标里程数被大幅上调，快速客运网络总规模调整为5万公里以上，较原规划增加2万公里投资额度。当时就已经有专家认为，我国高铁建设虽然是势所必然，但规划过于激进。

　　事故之后，有一位投资者在微博上这么写道：“铁路事故是否造成更为深远的影响，目前各个投资力量都在思考中。更为深远的影响是，铁路事故提醒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存在着严重问题，需要做根本的转换。转换的核心之一，就是降低发展速度，尤其是投资速度，提高安全，提高质量。如果这种转变思路得到逐一验证，对市场的影响会很深远。”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保持了超过9%的年均增速，G DP跃居世界第二。这一增速，靠的是什么？主要是靠投资驱动、靠生产要素的投入驱动。数据显示，我国的投资率已经连年持续上升，2000年到2009年间，由35.3%升至47.7%，其中2003年到2009年连续7年均在40%以上。与此同时，国内消费率持续下降，最终消费率由62.3%下降到48%，其中居民消费率由46.4%下降到35.1%。

　　为了拉升G DP，一些地方政府可以牺牲环境换得高污染企业的投资；为了拉升G D P，地价不断攀升导致百姓面对日益上涨的房价无可奈何；为了维护地方G D P和利税大户，一些食品安全问题被揭开后又被掩盖。

　　为达到短期的经济增长目标，长期过度使用各种资源的做法，不仅严重透支中国经济的未来，也完全不可持续。更令公众不平的还在于，这种严重的过度使用资源的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成果很难让民众共享，风险却只能让民众同担。

　　或许我们并不在发生追尾的D 301或者D 3115列车上，也没有碰到停电停运的高铁，但是，在高速飞驰的中国经济列车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乘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