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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地震后，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安危牵动世界。福岛效应已经在全球发散，人人谈“核”色变，无形中将大大改变核电在全球发展速度。

　　欧美各国率先表示，将对目前运行和在建的核电项目进行检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1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应对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漏有关情况的汇报；会议同时做出四点决定，决策颇具速度与力度。“调整核电规划、暂停审批新项目”两点，透露出将安全性置于核电运行的首位。

　　能源短缺一直是经济发展最大限制之一，能源安全更为大国战略所不可忽视。能源安全意味着“以不危及国家价值观和目标的方式，以合理的价格确保充足可靠的能源供应”。比起石油的战争代价、煤炭的矿难事件等成本，核能稳定而清洁，一度被寄予厚望。国际原子能机构曾乐观放言：“到2015年，全世界可能平均每5天就会开工一个装机容量约1000兆瓦的核电站。”

　　核电发展历史暗合了人类试图用科技克服能源短缺的决心。从1951年12月美国实验增殖堆1号首次利用核能发电以来，核能走向大规模民用化道路，数次石油危机更促使法国等欧洲国家大兴核能。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011年1月数据，全球正在运行的核电机组共442个，正在建设的核电机组65个。

　　近些天核电安全性备受民间质疑和担忧，事实上，业界与学界对此也仍旧没有统一共识。与此同时，管理不透明与信息不对称使政府地位尴尬，往往会被反对党与公众指斥为有意隐瞒不利信息——日本也不例外，即便媒体监督强势有力，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得到的关于福岛的一手资料仍相当匮乏，某种程度上令人更为惶恐——也许等到完全安全的可控核聚变出现，才能彻底终结对于核电安全性的争论。

　　福岛效应对核能产业的打击不可小觑，这可能意味着一个景气周期的结束。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三里岛核泄漏到上世纪80年代苏联切尔诺贝利事件后一段时间内，公众对核电的抵触一度相当强烈——核电占全球电力生产的份额从1960年的不到1%上升到1986年的16%，受切尔诺贝利事件影响，这一比例此后二十年基本保持不变。

　　最近十年可谓核电发展最快的时光之一，国际原子能机构2009年预计全球核电装机容量在未来20年增加至少40%。近些年，中国也进入核电大跃进时期。2007年国务院通过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对核电的发展目标确定为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争取达到4000万千瓦，2010年3月这一数字被大幅调整至7000万-8000万千瓦，而在福岛事故发生前业界普遍有将此发展目标刷新为1亿千瓦的呼声和表态。在缺少相关能源法约束、多头监管的情况下，中国核电跳跃式发展背后的安全隐患不言而喻。就中国而言，福岛事件或许不啻为一个改善契机。

　　凡事皆有代价，然而核能不会消失。根据相关研究，只要天然气和煤的价格足够高，正常贴现率情况下，如果核电建造风险和运行风险由电厂卖方、运营公司和监管部门适当分担，一般而言，新核电厂能生产价格有竞争力的电力，使其成为在约束二氧化碳排放、能源结构多样化和减少进口天然气依赖方面的一个可选方案。

　　在核电发展暂时受限的情况下，石化资源仍是能源主导。近日天然气期货价格连涨数日，天然气或将成最大赢家。为继续满足《京都议定书》的减排要求，日本为应对二氧化碳排放量提高，可能增加碳排放冲抵配额需求。至于中国，在2020年清洁能源占比达15%的目标与减排标准下，当前一方面不得不依赖煤炭等传统能源，另一方面核电机会在中长期始终存在，这也是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项目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