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宁远 (作者系上海独立财经观察人士)

　　如今关于中国地产的看法很多，哪一种看法是可靠的呢？要想回答还真不容易。不过要是换一个角度——说哪一种观察角度对哪一种人有用，兴许就容易分辨多了。

　　比如枯燥的房价数据，除了天天上涨让人恼火之外，大约只对专家有些意义，它们可以拿来显示水平，说这是合理的，那是泡沫的。但和普通老百姓实际生活无关——些许小民一辈子大约只能拥有一套住宅，谈其上涨下跌，大约没有意义，既无财产性的现金收入，也谈不上资产的保值增值。

　　而那些盛世危言式的批评，比如泡沫破灭影响中国经济论，比如价格过高影响民生论，角度委实是太宏观了。对于移民到北上广的“漂族”来说，泡沫和民生论怎么通篇大论，都难关其痛痒。因为他们不是那里人，须怪不得那里不是你的家乡。你想参加这些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只能牺牲自己青春了。

　　而对于原籍北上广的人来说，在他的一生中，如何分享北上广的楼市风光大放送似乎也是难题。想像个体户时代那样摆个摊，遇见城管了；住在爷爷留的房子里，被拆迁了；多买了套房，要缴纳房产税了。总之，无论是谁都很难在地产景气到有泡沫破裂危险的时候，享受到地产景气带来的好处。

　　未必只是人人向往的北上广如此，更现代、更自由的香港也大抵如此。这个在全球视野里，经常被排列为经济最为自由、最为繁荣的地方，从价格的角度来说，地产的景气度是十倍于北上广的，但它的普通市民也未必都能分享到如此成长的快乐。

　　举个简单例子，香港的最低工资大约在一万港元左右。在香港茶餐厅工作的服务员基本就这个工资水平，这比之他们北上广的同行是高出N倍的。因此问题来了，香港的茶餐厅房租高过北上广N倍，人员工资高过北上广N倍，同等档次饭菜的价格却无法高过北上广N倍，因此香港服务员的工作量差不多也N倍于北上广了，因为老板根本雇不起像北上广店里那么多的服务员。高工资对他们来说难有幸福指数。

　　用这个例子来说地产景气，好像牛头不对马嘴。其实不然，因为地产景气就是一个城市快速成长的上升通道。而举凡一个城市的成长，等到房租和人员都超贵以后，它就不再会高速成长了，而且也不再会有更多的普通人分享到这种成长的快乐。

　　我1998年后就没有去过香港，直到去年去了一次，才发现香港几乎没有进步。除了可数的两三栋新建的高楼之外，房子还是那些房子。我记忆中一家那时经常去、很好吃的茶餐厅，还和十年前一样。那时去那家茶餐厅，看见发哥就餐的照片，有和明星一起吃饭的自豪感。现在去，陈旧的发哥的照片不变，却丝毫没有和明星一起吃饭的自豪感了。发哥和香港同时老了。

　　问十年不见的老板，老板答曰：若是房子不是自己的，这家店早就开不下去了。老板的潜台词应该说，若他不是喜欢开餐厅的生活方式，只做房东的话可能更舒服。但跟随他这么多年的阿哥阿姐的就业怎么办呢？他能分房租给他们当工资吗？

　　而年年变化的北上广大约也是如此的。当然年年巨变的北上广，能开十年的饭馆是很老很老的字号了。开了十年没有发展变化的餐厅，若是如今要他新开一家这样的，而物业不是自己的，估计也会很难的。

　　现在在上海浦西的某些地方，有那么一两间煮弄堂菜的餐厅，物业是自己的，所以能维持多年模样不变。若是他们只做房东，收益可能更可观，但上海城厢的味道因此将逊色不少。这种家庭作坊在陆家嘴的高楼大厦里是无法生存的。虽然那里的富丽堂皇并不排斥已成为连锁店的一些小吃餐饮。

　　早年淮海路上修自行车的门店，现在无法以修自行车为生了，但上海依然有那么多的自行车。我的意思是说，在一个城市的成长过程中，有的人随着城市成长而成长了，但要想再重复这样的成长，却没机会了，城市的房价无疑构成了成本性的门槛，尽管城市依然需要大量的这种商业服务形式。

　　说句没有良心的话，假如一个城市花团锦簇到了无法容纳生活质量较差的“贫民窟”，这个城市基本上就在它极度贵族化的时候，必将以虚假的繁荣和过度的劳累折磨坏底层的居民。

　　中国地产的症结是，它太人为地只想着制造高高在上的幸福，而忘记任何一个城市的自然状态都是高高低低，有穷有富的。还是以香港茶餐厅的服务员为例，若不是香港为了保护本地居民弱势群体的就业，香港茶餐厅对大陆服务员放开就业的话，香港服务员的工资可能会下降，但工作势必也会轻松许多。不过这也有问题，因为大陆同行去了香港，住哪里却是个大问题了。

　　从这点讲，今年大面积出现的“劳工荒”，也许才是中国地产泡沫最终破灭的推手。因为这些“民工”在远离城市的故乡，从来没有房价的问题。即便还在城里的乡下人，似乎也不像是住在城里，那里肯定没有合适他们居住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