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

　　近日有媒体称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的研究表明，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最高达15倍，全球第一。该所专门辟谣称，这种说法不对。正确的说法是，按大行业划分看，2009年我国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金融业工资是最低的农林牧渔业工资的4.7倍。按细分行业看，2008年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证券业是最低的畜牧业的15.93倍。

　　看起来，倍数大大缩小了。但该所也承认，按大行业划分，欧洲国家的行业收入差距在3倍左右，中国高出50%以上。更进一步说，人们最初相信那个15倍，恐怕也并非全无道理。

　　该所说明，自己的研究依据的是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其所统计的是各个行业的平均工资。问题就出在这里。在中国，工资其实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人们的实际收入，而真正影响人们生活的是实际收入而不是名义工资。如果按照实际收入来计算，4.7倍肯定是低估的。

　　受集中计划体制的影响，中国存在大量实物性收入。而且，实物性收入在不同行业间的分布呈现为这样一个法则：低收入群体几乎没有任何实物性收入，工资收入就是他们的全部收入。越是高收入群体，名义工资在其实际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低。他们的收入有很多体现为实物收入，这样的实物收入不可能被统计到工资数据中。

　　这样的高收入群体大体上有两大类：第一类是公务员，尤其是职位稍高的公务员。第二类是国有垄断企业员工，尤其是管理岗位的就业者。这里不谈他们可能获得的灰色收入，只计算他们可以光明正大地从机关、公司所获得的非货币性收入，也是相当巨大的。尽管政府已经三令五申停止各种福利供应，但由于历史的惯性，这两个群体依然可以获得大量实物收入。比如，公款供养的公务用车，以超低廉价格甚至免费供应的住房，这笔收入是巨大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政府机关的处级公务员，月工资收入也许只有五千元。但如果机关给他配备一辆公车，那么购车成本加上日常养护开支，他每个月至少可以获得两万元收入。如果他以市价的一半获得一套住房，那么，在大城市同样等于他每个月获得上万元收入。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说，金融行业的工资水平最高。这个行业是高度垄断的，保留了很多实物性分配项目。如果算上这些收入，这个行业的收入水平将有一定甚至相当大幅度的提高，行业间工资差距也就有可能在相当程度上被拉高。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按照实际收入来计算，大行业划分的行业间收入差距15倍也许有点夸大，但4.7倍则大大低估了。合理的、可信的倍数也许在这两者之间。这样，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也就大大地拉大了。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进行这样的计算，旨在说明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太大了，包括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而官方统计数据反映不了这样的事实。这样的事实要求政府必须立刻采取有力措施，缩小这样的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太大的恶果，今天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

　　最直接的后果是诸多行业具有封闭性，其就业者在自我繁衍。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均是这样。比如，鉴于在政府机关可以获得大量实物性收入，某些官员拼命安排自己的子女进入政府机关。有些地方的政府机关变相地被家族控制。还有，金融等行业的管理者也费尽心机安排自己的子女进入金融机构。反过来，低收入的制造业、服务业的就业者也只能进入其父母从事的行业，形成所谓“穷二代”。也就是说，行业收入差距过大，已经制造出一种职业等级制。这样的等级制度会让大量普通民众丧失改善自己境遇的机会，从而对社会失去希望。而一个失去希望的人，不大可能对社会秩序承担起责任。

　　那么，如何解决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毫无疑问，只要存在行业分工，行业间收入就必有差异，正常的行业收入差距也是可以接受的。但中国的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源在于行业垄断或者权力制约不力。实际上，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权力制约不力，一些机关就可以给自己安排很多实物性收入。某些行业能够长期保持垄断地位，且享有垄断利益，也是因为权力未能有效地监管这些行业，反而充当这些行业的保护者，并与之分利。

　　因此，缩小行业间收入差距的治本措施是打破垄断，限制权力。从理论上说，在这两个方面，人大可以发挥很大作用。比如，人大强化预算管理，官员们的实物性收入也就会受到约束。人大强化国有资本预算管理，同样可以控制垄断企业管理层的实物性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