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权：一带一路与贸易模式的优化

　　新浪财经联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推出2016年两会报道特别策划：《两会专家谈》。北大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等几十位学者发文探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转型之路，发声国企改革、互联网金融等改革议题。

　　李权

　　2016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使“一带一路”成为和平友谊纽带、共同繁荣之路。“二战”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全球贸易体系由欧美主导，但是新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份额不断增长，使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WTO近年的统计数据，中国已成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成为近130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已占据全球贸易的40%以上，到2030年该份额将升至57%。 基于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变革，“一带一路”以全球视野的区域合作构筑了贸易模式转型与升级的新思路和新框架。

　　一、“一带一路”突破传统贸易模式的内生障碍

　　“二战”以后的70多年来，从关贸总协定（GATT）到世界贸易组织（WTO），一直致力于全球贸易自由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多哈回合的困境揭示了传统贸易自由化进一步推进已经十分艰难，获利空间也相对有限，还存在一些非常敏感、难以攻克的堡垒——例如发达国家之间的农产品贸易保护问题。对于劳动密集型大国而言，巴格瓦蒂“贫困化增长”理论提出，如果符合四个前提：经济增长偏向出口部门、出口市场上本国（地区）商品需求弹性非常小、该国（地区）是贸易“大国”、国民经济对其产品出口存在高度依赖，贸易的扩大可能产生福利恶化的结果。

　　“二战”以来区域合作的发展始于欧洲发达国家，欧盟一体化进程遵循着从商品合作（关税同盟）、商品+要素合作（共同市场）、到货币政策的统一（经济同盟）的发展逻辑；传统的区域合作理念通常认为，区域合作集团需要有发达国家作为凝聚的核心方能得以巩固，发展中国家的参与通常作为外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往往会因为缺乏核心凝聚力而走向崩溃。

　　“一带一路”拓宽了合作基础，创新了合作机制，为升级版的贸易自由化开辟了途径：一方面，“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强调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文化等全方位的合作基础，为沿线国家地区的合作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导合作机制创新，突破传统的从货物贸易自由化、要素流动自由化到经济政策协调化的合作路径，结合沿线国家地区的实际情况助推全方位合作的进程。“一带一路”是具有全球视野的区域合作框架，突破传统贸易的内生障碍，超越传统合作的路径依赖，为沿线经贸增长和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动力。

　　二、“一带一路”超越传统产业转移的外生动因

　　“二战”以后世界产业重心不断转移，传统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外生给定的国家比较优势和产品技术周期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初始期产品的比较优势取决于技术垄断权，具有研究开发优势的领先国享有产品的比较优势；成长期技术开始扩散，其他工业国家也掌握了技术，以其雄厚的资本和规模经济获得了产品的比较优势；成熟期技术已经普及，规模达到了饱和点，发展中国家也掌握了技术，以其低廉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获得了产品的比较优势。根据这一理论逻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制造大国”是产品生命周期运作的结果，但总会停留在世界产业链的末端。

　　布瑞齐斯（E.S.breais）、克鲁格曼（P.Krugman）和齐东（D.Tsiddon）提出的“蛙跳模型”将“干中学（learn by doing）”作为内生化的技术力量研究技术领导权的转移导致后起国家超常规的发展和赶超先进国家的现象。“蛙跳模型”有四个前提条件：第一，领先国与后起国之间工资成本差异足够大；第二，相比老技术而言，新技术在起初时效率较低；第三，旧技术的经验对新技术并不重要；第四，新技术最终比旧技术有显著的生产率增进。“蛙跳模型”认为：领先国在旧技术上有学习效应，其生产率比新技术初始生产率高，故它会选择继续沿用旧技术；而后起国由于劳动力成本较低，它可以一开始就选择新技术，从而在未来取得技术优势；技术领导权的转移使后起国逐渐赶超先进国。

　　“一带一路”有助于充分整合沿线资源优势，统筹中国国内区域开发开放与国际经贸合作，突破传统产品生命周期，推动产业转移和升级过程中全球价值链的优化组合。

　　三、“一带一路”助推现代贸易模式普惠发展中国家

　　在对国际贸易中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进行实证分析的过程中，Bowen、Leamer和Sveikauskas对27个国家和12种生产要素进行了检验，发现2/3的贸易仍然是在要素禀赋理论（H-O模型）的框架下进行的。按照H-O模型，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应当是要素差异显著的发达国家，贸易模式主要基于传统的南北贸易。然而，传统 H-O模型下的贸易模式使发展中国家面临难以克服的瓶颈：“双赢”结果是有条件的（严格的基本假定）、要素充裕程度的相对性带来了贸易的可替代性；Stolper-Samuelson定理、福利恶化型增长的隐患揭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福利状况的担忧；特定要素模型分析了短期利益分配不均衡导致“奖出限入”的政策导向。这些瓶颈客观上阻碍着H-O模型下世界贸易的发展，也直接导致了现实中频繁的贸易摩擦。

　　随着货物与服务贸易的发展，产业内贸易作为分工细化、规模经济更加深化的贸易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得逾加频繁，并受到学界的瞩目和重视。“二战”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全球贸易体系由欧美主导，产业内贸易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欧美发达经济体都经历了从产业间贸易到产业内贸易的一个变化过程。产业内贸易作为贸易商品种类愈加丰富、国际贸易交流愈加深层次、规模经济愈加强烈地发挥作用的在贸易模式上的一种体现，是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所向。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产业内贸易通常与发达国家的垂直分工联系在一起，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从理论到实践尚不完善，这一现代贸易模式事实上并未充分惠及发展中国家。产业内贸易在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垂直型两种模式下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难以真正享受到现代贸易模式的福利。

　　“一带一路”构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核心区，改变传统模式下发展中国家的参与通常作为外围的格局，为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贸易模式下的获利另辟嵠径，而发展国家的广泛平等参与也为现代贸易模式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一带一路”通过拓宽合作基础、创新合作机制、超越传统合作框架助推贸易模式的转型与升级。在推动互联互通、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的进程中，中国作为历史文化悠久的发展中大国应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抓住重点领域，充分重视和发挥现代贸易模式下的优势互补和深度合作，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合作共赢与共同繁荣。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