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看待全面减税口号
骆振心
当前，围绕是否要进行减税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金融行业经济学家认为应当立即推行全面减税来促进稳增长和调结构，而政府部门经济学家则认为全面减税会引发严重的危机，双方各执一词，针锋相对。虽然争论看起来是政策上的分歧，但实质仍然是经济学思维上的差异，争论的核心的问题在于推行全面减税政策到底能否修复“经济增长引擎”。笔者尝试从一个经济学人的视角，按照经济学逻辑推理，来说一说减税那些事。
关于中国宏观税负究竟几何始终未能达成共识，根本原因在于统计口径的不同。按照国际可比的口径，中国包括税收、收费和社保缴费等在内各项收入占GDP比重已经达到了36%左右，虽然这一比例略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但这些国家普遍属于“高收入、高福利”社会，我国现阶段无论是居民收入和社会福利水平都还是较低的，相比较而言，我国实际税负水平显然过高。于是，可能不少人认为，有必要通过全面减税来对企业和个人减负，促进企业投资的增长和个人消费的增加，这样就可以释放社会需求，把经济拉出惯性下滑的区间，回到快速增长的轨道上来。应该说这是一个经济学的常识性推理，在教科书里都能找到，在一般情况下没有理由来怀疑这种推理的正确性。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当前的经济情况远非“稳态”，减税的这些经济效应能否出现？的确很值得怀疑。
如果要选择半年度经济主题词的话，相信大部分人脑海可以浮现出两个词：一个是“下降”，经济增速还在持续下降；一个是“下跌”，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其中股市尤为惨烈。这样的一片惨淡的大背景下，市场信心是不足的，悲观情绪充斥。那么脆弱的市场信心是当前经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这样带来了一个结果：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对未来都做好了过“苦日子”的思想准备，企业的投资会变得更加谨慎，个人的消费会更少，而把更多的收入储蓄起来。这些分析也通过基本数据得到印证，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指标的增速从2013年的22.7%，下降到2014年的18.1%，2015年上半年再下降到11.4%，连续下降了几个台阶，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原来一般要高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到7个百分点，而现在基本相当。分析了这些之后，回头再来分析减税的经济效应就会变得清晰明了。
税收实际上是资源的再分配，政府在企业部门与居民部门拿出部分经济资源集中起来，用于发展社会公共事业。在财政赤字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减税就是税收返回给私人部门，必然造成政府财政支出减少。假设现在进行减税，在公众信心不足的时候减税，结果会怎么样？市场情绪普遍悲观的情况下，个人会把绝大部分的返回税收进行储蓄，以备将来不时之需，而不是用于消费；而企业则会把这些资金放在账上，改善自己的利润表，而不是用于扩大生产规模。那么，这一部分通过税收反馈到私人部门的经济资源就会出现较大程度的闲置。反之，如果不实行减税政策，原本返还给私人部门的税收进入了财政开支，则可以把这一部分资源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全部花出去，通过增加公共部门的支出，以此来对冲私人部门投资的下降，然后，在通过各种各样的“乘数”效应发挥作用，对当前低迷的经济来说，财政支出的拉动作用显然比减税的作用要更强。近几年，在空前的反腐力度高压下，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得到大大提高，如果考虑到这一情况，更有理由相信扩大财政支出来提振经济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当然，本文的目的绝非论证减税的不合理性，相反，笔者认为中国长远来看减税具有基础，但是，如果当前现在骤然实行大规模减税，或许不是明智之举。实际上，减税政策有前车之鉴，2008年，美国为了刺激次贷危机后的疲弱经济，小布什实施了150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不仅对经济的刺激收效甚微，而且还直接为美国奥巴马时代的债务问题埋下了伏笔，成为次贷危机以后又一个阻碍美国经济发展的“拦路虎”。
从长远来看，减税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一旦市场信心恢复，经济形势稳定，政府应当果断实行减税，让企业和个人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减少税收的扭曲效应，让市场因素在经济运行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减税的方式来看，笔者认为结构性减税优于全面减税，可以通过税收手段来破解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改善经济增长质量，让增长具有可持续性。当然，减税政策必然带来财政的长期减收，那么要继续发挥财政政策的功能，就需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加快转变财政支持经济发展方式，采用股权和基金的方式来支持产业发展，加快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最后，有必要谈谈众所周知的“拉弗曲线”，拉弗曲线讲的税收收入和税率的关系，如果说把目前的低收入增速归结于高税率则过于武断。究竟是低收入增速导致了高税负，还是高税负导致了低收入增速，笔者倾向于前者，毕竟经济增长是决定财政收入的根本因素。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科学，有时候更像是艺术，运用经济学原理来制定经济政策则更需要一些敏锐的观察，毕竟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变化多端的、复杂得多的社会。如果这么一条简简单单的曲线，作为我们决策的根据，甚至背后的很多情况还不清楚，那么制定出的政策最终也会似是而非、贻害无穷。
(作者系金融学博士，供职于湖南省财政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