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顿的深刻之处在于，在他看来，贫富差距绝非是简单的收入问题。
文/崔传刚 (迪顿《逃离不平等》一书译者)
晚间七点，正值下班，各大新闻客户端却在此时弹出消息：因为“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安格斯-迪顿独享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看到迪顿的大名，我心情顿时无比兴奋，一则当然是为迪顿高兴，另外也是因为我曾负责迪顿the great escape(中信出版社，译名《逃离不平等》)一书的翻译——作为译者，虽然无甚贡献，但此时的确感到开心！
迪顿是英国经济学家，其经济学的成名当缘于其在微观消费领域的研究，这其中就包括他在1980年代与他人合著的《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以及1990年代的个人著作《理解消费》。在21世纪，迪顿的目光似乎更加关注全球的贫困与不平等问题，这就包括后来出版的《伟大的印度贫困辩论》以及《逃离不平等》。(目前，这四本著作中有三本在国内出版)。
根据诺奖委员会，迪顿的获奖与这些研究都不无关联：“1980年前后与合作者一起建立的估计对于不同产品的需求的经济模型；1990年前后独立完成的对于消费和收入之间联系的研究；以及此后几十年借助家庭调查数据对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和贫困状况的测度。”
作为最近一本书(2013，中文版2014)的译者，我对迪顿在消费方面的研究关注不多，了解也不深，只是对其在全球贫困以及不平等方面的认知有近距离体会。这里也简单谈一些我对此的肤浅认识。
首先是迪顿的不平等观。对于不平等，迪顿并非嫉恶如仇，相反，作为严谨的学者，他将其视为“社会发展的一种后果”。在他看来，不平等有其作用，因为他可以促进竞争，但是不平等也有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既得利益者往往可能利用优势为落后者追逐前行者制造障碍。
这样的例子从国家层面和阶级层面都会存在。例如，发展中国家以发达国家为目标奋起直追，但是同时发达国家也可能会因为害怕地位遭到挑战而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一个国家内，穷人会因为富人的存在而充满好胜之心，但既得利益者则可能为穷人的利益寻求设置各种障碍。
这听起来似乎并非新颖的理论，但是迪顿的深刻之处在于，在他看来，贫富差距绝非是简单的收入问题。倘若只是富人收入增长，穷人相对贫困，但是整体的生活水平都在提高，那么这样的帕累托原则并无多大伤害。但是超脱了收入领域，在健康，福利方面，一旦富人过多的占用社会资源或者保持政策制定，则穷人在这方面受到的挤压可能非常有害。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近年来讨论很多的大学教育问题(最近的经济学人仍在讨论)。即便在欧美，大学教育尤其是私立教育也越来越贵，这样的后果是富人可以利用社会阶层的继承继续进入名校，而穷人越来越上不起好大学，而即便可以考上大学也许衡量收益与付出。在中国也是如此，研究已经发现，北大[微博]清华的农村学生越来越少。这种不平等不是简单的财富多寡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体的福利与发展的重要问题。
其次是对于贫困和援助之看法。在发展经济学中，对于外在援助的看法一直存在两极，迪顿是站在援助无用论一方。迪顿认为，发达国家的大量对外援助看起来是悲天悯人，但是，由于被援助国本身的问题，这些援助并不能发挥作用。
正是因此，迪顿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福利改善应更多依靠内部力量的发挥来解决。迪顿也提到过中国，认为中国是一个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贫困和基础福利问题的较为成功的国家(当然，他也批评中国的制度，因为集中的制度可以办好事，也可能和上世纪60年代那样办坏事，造成大饥荒)。当然，这并非说援助毫无用处，迪顿的意思是，对于援助，要有方式方法，具体的医疗援助或者疫苗援助等等都可能必单纯的给钱有用的多。
在不平等和贫困方面，迪顿多次提及的是另外一位诺奖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确，在不平等和贫困研究方面，后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从迪顿的角度讲，这其实也体现他的谦逊一面。
此外，迪顿的治学方法也值得欣赏，他在《逃离不平等》一书中就一再强调衡量方式的重要性，因为不同的衡量方法，得出的结论可能有天壤之别，因此，讨论具体问题一定要现在衡量方法上做到统一，否则就可能是鸡同鸭讲，而在我看来，这正是目前国内很多经济学辩论最大的问题之一。
迪顿生于英国的普通之家，他的爷爷是矿工，他的父亲则通过努力成为工程师，而自己成了学者，自己的子女成为企业家。他以自己家庭的境遇证明了这个世界在变好的事实，但是他也清醒的说，这一切也有幸运的因素，因为在他的家族生存发展之际，周围很多人却已经因为战争，瘟疫，温饱等问题死去。这就是整体进步与不平等共存的现实。
如果说对市场的崇拜，对企业家精神的歌颂，对创新的信仰强调的是社会发展之动力，则自去年皮凯蒂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以来以至于迪顿的获奖或许能引起大家对不平等和贫困的关注。是的，当互联网富豪动辄依靠上市获得百亿美元资产的时候，别忘记此时还有很多人正在贫困之中，或者陷入新的贫困。不平等和贫困可能无法消除，但是如果对他们保持冷漠，则可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罪恶。
再次祝贺迪顿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