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联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推出2015年两会报道特别策划：《两会专家谈》。北大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等几十位学者发文探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转型之路，发声国企改革、互联网金融等改革议题。

　　我们今天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讨论国企改革和资源配置效率问题。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发展的成绩有目共睹，但这更多是一种以人口红利为基础的高投资、高出口拉动型的发展模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而新常态下可持续的内生增长模式应该是以技术进步为基础、依托资源配置效率不断优化的发展模式。我们认为，要实现这种内生增长模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企改革是关键。

　　经济增长核算基本理论认为，资本、劳动和技术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即Y=A*f(K,L)，A表示技术，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如果将最终产品Y面临的市场区分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则出口E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源泉。改革开放以来，以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为基础，依托高投资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发展中大国。现有的发展模式是否可以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呢？图1是金砖国家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左图是资本形成占比，右图是相应的家庭消费占比。显然，相对于俄罗斯、巴西和印度，中国的资本形成比例非常高，且上升速度非常快，这对于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至关重要。但是，我国资本形成比例已经基本达到极限，这使得居民消费占比非常低，2011年为29%，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同类发展中国家。此外，我国出口额占世界总出口额的比例已经由1992年的3.42%上升到2012年的11.91%。如果考虑到过去三十年的富裕的劳动力资源，毋庸置疑，资本K、劳动L、出口E共同成就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但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逐渐到来，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而资本形成和出口即使是要维持现有的水平都已经是非常困难，勿论还要进一步快速增长。由此可见，过去三十年以人口红利为基础的高投资、高出口拉动型的发展模式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

　　数据来源：Penn World Table 8.0。http://www.rug.nl/research/ggdc/data/penn-world-table。

　　资本形成和出口已经很难维持中国经济今后二十年的快速增长，按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我们唯一能够依托的就是技术(A)进步。PWT的数据显示，我国的整体TFP水平还非常低，对于过去三十年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较小。此外，我们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库》企业层面数据的计算结果表明，从1998年到2007年，我国TFP稳定增长，简单平均年增长速度为3.83%，环比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35%，且最近几年略有下降趋势。

　　一般而言，绝对的技术进步的速度的提升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发达国家TFP增长速度一般在2%左右，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技术上的后发优势，有可能实现更高的增长速度，但这一速度也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理论而言，要提高经济整体的生产率水平，有两个途径，绝对的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这是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如果一个经济体由n个企业组成，每个企业的效率都提高10%，可以实现整体生产率提高10%。即使每个企业的效率都没有发生变化，但是资源由低效率企业流向高效率企业，同样可以实现整体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Hsieh and Klenow(2009)的经典研究中，以美国作为参照系(Benchmark)，认为中国制造业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资源误配。要对资源误配程度进行研究，参照系的选择是非常困难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行业，甚至不同的企业都会有自己的稳态和均衡，要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度量资源使用效率，无疑是很困难的，也是不太合理的。我们认为，要研究资源在多大程度上存在误配有较大难度，而要弄清楚资源误配的改善程度却相对较为容易。即以分地区、分行业在时间维度上考察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程度。根据这一思想，我们从最简单的研究方式出发，以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将其生产率变化的来源主要分解为两个部分：企业自身的成长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图2的结果表明，生产率增长的来源更多是企业成长，其增长的空间在不断缩小，亟待依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新的增长模式。

　　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视角看待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问题对我国现阶段相关政策的制定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最近十多年来，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一直是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是，现有政策制定对于结构转型的理解是存在偏差的。简单而言，经济结构转型是要实现从现有低技术低附加值低效率发展模式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高效率发展模式升级。为达到这个目标，政府热衷于制定方方面面的产业政策，比如，制定新兴产业目录、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等，希望由政府引导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这种模式试图用不断的加大投入来实现企业或产业的绝对技术进步，达到结构升级的目的。然而，资源总是有限的，要维持这种高投入的代价是非常高的——政府规模会越来越庞大，经济效率也很可能会越来越低。我们认为，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看，政府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关注市场失灵的同时，致力于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让资源能够在企业间、产业间、区域间自由流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样，就能够实现由于资源配置效率改善带来的整体生产率水平提高，这对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结构转型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接下来我们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简要分析国有企业改革问题。1998年时，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0.34、0.41、0.25，就业人数占比分别为0.35、0.51、0.14。十年来，国有企业在规模上逐年下降，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到2007年，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0.52、0.14、0.33，就业人数占比分别为0.56、0.10、0.34。根据统计，1991-1995年间，国有企业的退出率为0.9%，几乎没有淘汰机制；而同期私有企业的退出率为11.6%。1998-2007年，国有企业的退出率为13.2%，高于私有企业12%的退出率。这种“抓大放小”的改革到底有没有带来国有企业效率的提升呢？

　　1998年以来，尤其是2004年以来，我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在不断下降，接下来从企业所有制的角度来简要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发现，从简单加权的结果来看，相对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效率是最低的，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应该是资源由国有企业向非国有企业流动，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表1列出了三类企业的效率指标比较。首先来看TFP的比较结果，为增加结论的可靠性，我们同时列出了LP方法计算的企业TFP。很明显，不同的加权方法和不同的计算方法，都会发现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要低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不过，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生产率差距在缩小，这也是很多研究为国有企业辩护的最重要的理由。接下来的分析我们将看到，国有企业的效率改善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的，存在很大的机会成本。表中列出了三类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比、就业人数占比、资本存量占比、人均资本存量在1998年和2007年的取值及其变化率。可以看到，国有企业在制造业中的相对地位在不断下降。工业总产值占比下降了65.8%，就业人数占比下降了80.4%。但是，我们同时看到，资本存量占比下降55.6%，降幅要远低于就业和产值比重下降的速度。此外，国有企业人均资本存量上升了625.9%，而同期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人均资本存量只上升了293.9%和128.8%，而这一比较还是建立在国有企业就业人数统计很多都不完全包括临时雇佣和合同制员工的基础上的。这说明，十余年来，资源不但没有从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流动，反而是吸纳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大量的资本形成都由国有企业完成，反映出社会有限的资源更倾向于流向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资本深化，很可能会对民营企业产生挤出效应。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获得了远远超过其效率对应的应该获得的资源。我们再来看国有企业占有这些资源产生的效率。构建一个直观反映投资效率的指标e= TFP增速/人均资本增速，表示单位人均资本的变化能带来多大程度的企业效率变化。TFP增速用四种方法计算的结果做简单平均得到。结果表明，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为0.32，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为0.23，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要高出43%。

　　以上的分析表明，当国有企业效率明显要低于民营企业时，对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资源向国有企业倾斜的政策也许是造成我国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以上的分析都是基于工业或制造业企业样本。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第二产业相对而言已经形成了较好的市场竞争氛围，更多的垄断和寻租空间存在于第三产业。而即使在工业领域，国家的政策导向都对国有企业有较大倾斜，降低了整体的投资效率，更不用说国有企业在金融、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的强大的话语权和资源获取能力。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绝对技术水平的增长速度必将越来越小，要实现经济结构转型、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目标，我们就应该着力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内生增长能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也许是一个有效的切入点。

　　杨汝岱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