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联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推出2015年两会报道特别策划：《两会专家谈》。北大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等几十位学者发文探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转型之路，发声国企改革、互联网金融等改革议题。

　　全球治理，即一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各类经济、社会资源，以使其他国家适应、配合自身的发展，最终实现本国崛起。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世界经济循环和国际秩序的构建中去，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首先，初级产品输入成本暴涨，削弱了制造业竞争优势，产业升级乏力；其次，诸多国家和地区对华关系显现出政治经济二元化倾向，即经济上依附中国、政治上却依附西方；最后，以国有企业为主的“走出去”战略，颇有成效，但也问题百出。面对这些问题，加强全球治理机制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将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对外经济合作，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崛起。

　　理论界对于全球治理的研究并不鲜见，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中心-外围”理论和“软权力”理论为典型。全球价值链理论指出，核心战略环节驱动着整个价值链条的运行，可能是技术优势(生产者)，也可能是品牌和渠道优势(购买者)，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全球分工体系，抓住机遇完成产业升级；而“中心-外围”理论强调，亚非拉国家要想摆脱“外围”地位，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是一种可行方式；“软权力”理论主要讨论的是非经济领域，认为通过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或者政治价值观的感召力等“胡萝卜”措施，有可能取得比“大棒”政策更好的结果。

　　自从地理大发现开启全球历史以来，全球治理在大国的实践中演绎，大致走过了三个阶段——殖民主义时期(1500-1945年)、两极格局时期(1945-1991年)和全球化时期(1991年以来)。在殖民主义阶段，治理者通常采用暴力手段，建立和维系殖民地，进行专业化的初级产品生产，垄断殖民地的主要经贸活动，向当地倾销宗主国的商品，以谋取暴利，积累工业化的资本；到了两极格局时代，发达国家在不进行直接统治的情况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软硬兼施，继续对亚非拉国家控制、干涉和剥削，维持其对原宗主国的依附；全球化时期以来，全球治理日趋多样化、“软权力”化，发达国家通过对核心战略环节的控制，以及对初级产品生产的投资与控制，分享了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红利，辅以“软权力”手段，保持着治理者的地位。

　　在主要大国中，美国的全球治理实践最为成功，区区不到200年，即实现了从殖民地向全球霸主的蝶变。可以发现，美国善于根据自身的实力，制定适当的治理策略，从早期的孤立主义，到后来的世界主义、杜鲁门主义和里根主义等，实现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在上升阶段，美国灵活处理与当时的霸主(英国)的关系，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同时把握各种机遇谋求突破。取代英国、成功上位后，美国极力扼杀可能的对手，例如二战后加大对外投资与援助，遏制前苏联的扩张；迫使马克、日元和人民币升值，遏制新兴经济力量；发挥自身“软权力”力量，对共产主义国家和中东地区

　　“和平演变”等。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积极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保持对核心战略环节的牢牢掌控，奠定了全球治理者的经济基础。

　　相比而言，前苏联和日本更像昙花一现。前苏联封闭、畸形的经济缺乏创新活力，而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上快速扩张，最终拖垮了自己。日本的实践更加曲折：早年一度驰骋东亚，挑起太平洋战争；战败后，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引进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技术，完成了产业升级和工业化，同时适时推动落后产业、价值环节的转移，形成了著名的东亚“雁阵”发展模式，辅以文化影响力和对外援助，一度成为东亚领袖；在签订“广场协议”之后，产业竞争力骤降，转向刺激房地产，加剧经济泡沫和“空心化”，陷入长期停滞。此外，韩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融入全球经济循环的同时，通过“韩剧”、“宝莱坞”等文化开道，也为自己提升了国际影响力。

　　回顾中国的全球治理实践，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上“韬光养晦”，同时逐步融入全球价值分工体系，于1995年纳入东亚生产体系、2005年纳入全球生产体系，通过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推动了产业升级。在经济治理领域，中国正加大对东盟、非洲和澳新等资源型国家的投资，但也面临着投资规模小、分散、资金支持力度不够等问题；而面对发达国家，在较高的资源价格、汇率改革等问题上，中国还处于弱势地位；当然，中国也在加快金融改革，通过货币互换等区域金融合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社会治理方面则问题频出，一方面与部分国家尚存在领土争议，政府对外援助也难惠及普通人民，另一方面民间交流跟不上政府脚步；此外，在国际通道问题上，中国东有岛链锁国、南有马六甲扼喉，面对日益高企的对外能源依存度，通道安全问题日益浮现。

　　基于理论与实践的综合考察，本研究认为：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国全球治理的能力，应从战略上关注“五个均衡”：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均衡、“硬权力”与“软权力”的均衡、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的均衡、市场开拓与品牌打造的均衡，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均衡。

　　第一，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均衡。在未来中国的全球治理进程中，必须把握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均衡，坚持以经济治理为基础，全力推进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再因地制宜制定相应的社会治理策略。未来，中国应进一步调整、更新自身的社会治理策略：改变一味地被动回应，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基础上，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军事、外交战略，构建通畅的多样化国际通道，树立在东亚地区的优势地位。

　　第二，“硬权力”与“软权力”的均衡。软硬的均衡，是指软硬都强的基础上的均衡。“硬权力”方面，中国的军事力量、国防科技和国防产业等，都有待加强，可以进一步引入市场机制，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当然，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更重要，包括对外贸易、投资、经济合作等，争取高端价值链环节入驻、推动低附加值环节转移，以及加强对全球能源、资源的控制。“软权力”方面，中国更亟待加强，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通过更加多样化的措施，让世界了解中国、欣赏中国、爱上中国。

　　第三，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的均衡。注重国内的产业升级，在产业升级的基础上，合理重构全球价值链，对一些附加值较低的环节进行转移。首先，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均衡的基础是市场配置资源，因此，应进一步打破行政的藩篱，推动资源、资本、土地等要素的区域一体化；其次，要立足不同区域的产业基本状况，不能一概而论，例如上海可能应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而国内欠发达地区还应大力承接劳动密集性产业等；最后，国内的产业升级是基础，应注重发挥市场和政策作用，激发市场的创新活力，为创造具有竞争力的产业营造良好的环境。

　　第四，市场开拓与品牌打造的均衡。未来，中国品牌的打造，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国内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然而，在亚非拉不健全的市场环境下，如果一味追求市场占有，很可能陷入恶性竞争的境地，牺牲了“中国制造”的质量和品质，不利于品牌的打造。为此，政府可以延伸相应的服务，协助优化中资企业的经营环境，同时，大力培育商会等市场力量，通过企业、行业的自我约束，提升中资企业和“中国制造”的形象。

　　第五，政府与市场的均衡。积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主体地位，激发市场经济的创造性。未来，积极推动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力量的发展，将有助于国内的产业升级，以及海外直接投资。当然，这不代表着政府要完全退出，事实上，全球治理的稳定实施，有赖于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完善的相关服务，包括对外贸易服务、投资服务和项目合作的服务等，特别是对民营企业的服务；此外，在国内，政府还应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对监管标准的执行力度，遏制各种形式的“竞次”行为。在社会治理领域，这一点显得更为迫切，未来，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向市场放权、让利，积极培育市场化的各类主体，促进中国与全球其他国家人民之间的沟通，化解误会、增进交流，提升中国的“软权力”和参与全球社会治理的综合能力。

　　作者：张辉 北大[微博]经济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