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应积极考虑适当加大基于质量和效益的结构导向选择性“聪明投资”，作为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宏观政策方略和理性“供给管理”有效选项。　　

　　●应结合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加大高质量、高综合效益的投资力度，用中高端的“新供给”淘汰落后低端“旧供给”。　　

　　●未来几年可适当提升政府债务规模、赤字率，至少可在近两年2.1%的年度赤字率水平上明显提高0.5个百分点，对应于年度数千亿元赤字规模扩张。

　　作者：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贾康

　　历经数年的经济增速下行，2014年三季度以来，我国工业、投资、消费等数据又均出现回落，引发不少“唱空中国”的言论。我们建议，从供给端入手在未来一个时期抓住国际石油、矿产等大宗商品价格走低的难得历史机遇，充分运用我国高外汇储备、高储蓄及青壮年劳动力尚较充裕等多方面有利条件，按照我国打造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升级版的总体要求和发展方向，以增加有效供给的选择性“聪明投资”，着眼于和发力于“补短板、挖潜能、转主体、增活力、提效率、可持续”，促进稳增长、促改革、优结构、护生态、惠民生，为2015年和“十三五”及长期经济可持续科学发展，实现“两个100年”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并为全球经济稳增长作出积极贡献。

　　“聪明投资”空间巨大

　　从国内外发展经验看，投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国家经济硬实力成长性的依托和民生就业的源泉。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没有变”体现的国情特征，决定了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方面是在供给端，粗放型投资驱动转为集约型投资驱动并合理扩大消费的转变过程中，结构性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仍十分突出，为应对新阶段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和新挑战，适当增加有效投资对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尤显重要。我们所强调的是在决策部门实施理性的“供给管理”视界之下的选择性“聪明投资”(Smart Investment)，其可把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结构性导向与“让市场充分起作用”的配置机制和多元主体合作制约之下审慎务实、高明聪慧的项目科学决策结合为一体。

　　应当指出，我国具备进一步加大“聪明投资”的多方面有利条件和可用、可观、可贵的空间。

　　一是国际环境相对有利，亚非拉国家对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有巨大需求且改善愿望迫切，“一带一路”及周边互联互通战略可成为加大海内外投资的战略抓手。近期我国外交取得一系列重要进步与合作框架构建中的成果。同时可清晰看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短缺广泛存在，以及全球稳增长的迫切愿望，已形成了对我国加快海外投资的极为有利的国际环境。金砖银行的建立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的筹建进展，将成为积极的配套条件。“一带一路”与周边互联互通战略，可成为加大海内外投资的战略抓手。

　　二是国家已启动“十三五”研究，即将研究启动建设一批重大经济社会工程，可成为加快有效聪明投资的重要驱动力和规划形式，落到谋划、推动发展的层面，就要涉及抓紧研究启动一批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结构调整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经济社会工程，促进调整经济结构、保护生态、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三是我国已具备前所未有的强大设计、制造和施工能力。我国具有在地域广阔、地质条件复杂地区推进铁路、公路、机场、港口、园区等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丰富经验，也已具备当今全球实力最强的基础设施项目施工能力，以及适合不同经济体需要的铁路、电力等装备制造能力。总体上足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强大的项目设计、设备制造和工程施工能力水平是前所未有的。

　　四是我国财政能力具有较大的空间和潜力。从财政能力的整体空间分析，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我国公共部门真实负债率为40%左右，参照欧盟规定的60%警戒线，我国这一比率显然在安全区内，可用空间还相当可观，亦弥足珍贵，别的主要经济体只有羡慕的份，用得好足以支持我国在较快完成“新常态”调整后乘势发展。

　　从2014年财政预算运行情况分析，未来三年间如分步把公共部门负债率提高至50%左右，可增加的公共部门举债资金规模不低于6.5万亿元，并将产生拉动社会资本的明显乘数效应，可挖掘的潜力空间巨大。

　　五是货币政策仍有较大作用空间。目前大型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率约20%，仍处于历史高点；通胀率较低，PPI已历经三年以上长期负增长；外汇储备规模巨大，至2014年9月末已达3.89万亿美元。

　　以有效供给管理对接“新常态”

　　在2015年、“十三五”期间及更长的历史时期，我国积极考虑适当加大基于质量和效益的结构导向选择性“聪明投资”，作为进入“新常态”、对接一个尽可能长的中高速增长平台的重要宏观政策方略和理性“供给管理”的有效选项，周密稳妥实施。

　　从改革开放36年来的实际进程和成效看，我国由高储蓄支撑的高投资，总体上并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而是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新阶段上经济增速和投资率的适当调整是必要的，但中国投资领域的核心问题不是总量和增速，而是结构、质量和综合效益。

　　建议制度改革重点在已有部署上继续从以下方面深化：一是简政放权、放松管制；二是消除过度垄断，实现竞争性市场准入；三是继续推进以“营改增”为切入点的财税配套改革，实现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的合理调整及降低企业成本、促进企业设备更新改造、鼓励企业科技创新等目标；四是加快以“推进普惠制金融发展、扩大金融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多样化改革，其中政策性、开发性金融的健康发展及商业性、政策性金融与PPP(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亦称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或政府与企业合作机制)的良性互动和结合，应当纳入通盘战略性考量；五是加快以“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理顺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为目标的资源、能源产品价格改革；六是深化以“落实微观主体投资自主权”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核心的投融资体制改革；七是以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实现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和金融国际化”为目标的对外开放制度安排的改革。

　　此外，应创新国际国内投融资模式，实现“中国全球共赢”、“政府市场双到位”、“国企民企双进步”。建议在加快资金供给端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组建，并发挥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作用的同时，积极考虑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主体、项目建设主体和相关项目建成后的运营主体构建问题。可借鉴中国与新加坡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和近年表现了上升态势的国内“连片开发”多个案例中的可取经验，运用PPP机制创新，打造公司化、国际化、市场化的基础设施和连片开发建设新局面。

　　应结合发展战略、产业政策，通盘规划加大高质量、高综合效益的投资力度，用中高端的“新供给”淘汰落后低端“旧供给”。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应注重首先对基本公共服务、养老设施等惠及民生的“托底”事项进行有侧重的投入；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应聚焦重点技术研发、产业升级换代、重大设备更新等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的项目，进行政策倾斜支持投入；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注重对农田水利、现代化农场、大型农用设备、服务运行体系硬件设施等方面进行有选择的投入；在信息化进程中应注重对大数据时代网络技术、网络系统建设、网络安全、网络人才、智慧城市等重点领域以引导基金等方式进行有选择投入。

　　更重要的是，财政和金融政策要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护生态”提供有效支持。

　　财政政策方面，应适当加大“积极”力度，有所作为，突出重点，创新机制。在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方面，首先应当针对项目分类，选择资金来源的不同分类组合，注重积极扩大PPP制度供给创新模式的应用，特别应加大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项目投入。随着未来几年适当提升政府债务规模、赤字率，至少可在近两年2.1%的年度赤字率水平上明显提高0.5个百分点(即提高到2.6%以上)，对应于年度数千亿元赤字规模扩张。建议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可积极较快提升至年度发行1万亿元以上，用阳光化、低成本、长周期债务，替换隐性化、高成本、短周期债务，减轻政府体系实际债务负担和基础设施融资成本。

　　货币政策方面，应适度放松，适当降准。实际上，在利率逐步放开而市场化的条件下，只有降准，才能真正降息，这与经济刺激政策关联不大，主要是对冲美国QE退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市场稳定和供给端发展。

　　拓展股权投资渠道方面，应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大力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和政策性引导基金。建议在总结“沪港通”经验的基础上，可适当加大国内资本市场开放力度，及时推出“深港通”等对外“引水”举措，通过适度扩大股票发行增加股本融资，并通过资本市场产生的财富效应拉动国内消费增长。与此同时，建议可鼓励发展各类产业投资基金和政策性引导基金，为“聪明投资”和“创新驱动”提供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