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届三中全会看非公经济转型之路 

　　——访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

　　本报记者牛福莲

　　历届三中全会改革新政中，都有所有制改革的重大突破，也都会有关于非公经济的理论创新。通过回顾历届三中全会，我们可以勾勒出非公经济发展的大体路径。三中全会的改革新政是如何影响我国非公经济发展进程的？就此本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微博]。

　　“让一部分人先富”的口号成就了今天的民企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共产党35年来召开了七次三中全会，其中均涉及所有制的理论，您认为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哪些提法？

　　辜胜阻：35年来中共召开了七次三中全会，我认为具有十分重要影响的有三次，一次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观点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吹响了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新号角；第二次是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第三次是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它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并指出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论突破就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改革开放最初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的号角，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推进体制外的市场化改革。这个理念现在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如果回到35年前看，那是一个“财富越多越资本主义”的时代，是一个农民养三只鸭是社会主义，养四只鸭就是资本主义，连农民的自留地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非常重要的改革突破，如果没有这样的重大突破，就不可能有今天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崛起。

　　我们知道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时候还在提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曾一度低迷。直到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改革的信心重新被提振。1993年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南巡讲话解决了“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问题，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体该如何构建，成为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主题。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具有里程碑意义。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其中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具有牵引作用的，经济改革内容的篇幅相当大。

　　历次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也都有所有制理论的创新。1982年的十二大报告提出了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当时必须靠个体经济来解决就业问题。1992年的十四大提出了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这是针对当时社会上的忧虑担忧允许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是“权宜之计”，等到企业“长大了”会不会存在“共产”的问题，因此提出“长期共同发展”。1997年的十五大把非公有制经济定义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十六大提出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2007年的十七大提出了“两个平等”，就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要“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2012年的十八大把“两个平等”上升为“三个平等”，提出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在当前非常有现实针对性，十分重要。

　　从35年前的“先富”到今天的“共富”

　　中国经济时报：对于历届三中全会中涉及非公经济发展的不同提法体现出何种不同意义？

　　辜胜阻：我们可以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做一个比较，十一届三中全会，我认为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讲最重要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有几万字，中间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和35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念相对应的还有一句话，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如果说35年前提出来先富，让腿长的跑快，实现“先富”，那么35年以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则是“共富”。

　　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大的突破是重新定位市场的功能。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是把市场定位为“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两个字的修改，它的内涵是非常深的。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还给市场。我们的政府现在机构臃肿，“手”太长而又闲不住，所以必须重新塑造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我们的民营企业家是听“市场”的还是听“市长”的。过去是听“市长”的，我们看现在的“问题官员”，背后牵出大量的“问题富豪”，所以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可谓既辉煌又悲壮。是“问题官员”产生了“问题富豪”还是“问题富豪”衍生了“问题官员”？我认为是因为“问题制度”——资源配置的制度出了“问题”。如果我们的资源配置由市长决定，那么这样一种制度就很难根治“问题官员”和“问题富豪”。如果我们的制度是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们的企业家就会面向市场而不是“市长”，所以制度是关键。

　　高度强调非公与公有经济真正平等

　　中国经济时报：十八届三中全会赋予了非公经济与公有经济的平等地位，您怎么看待这种平等？如何才能真正实现这种平等？

　　辜胜阻：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所有制理论和不同市场主体地位上，从五个方面来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平等地位，这是前所未有的。

　　首先，在功能定位上提出两个“都是”，即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知道在这次会议之前，社会上有一种舆论，说国有企业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很多民营企业家都在问一个问题，我们民营企业是不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这一次全会回答了这个问题，即同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其次，在产权保护上面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财产要两个“不可侵犯”。第三，在混合所有制企业控股上，非公有制资本也可以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第四，在非公经济的能力定位上面，十八大的报告是定义国有经济有“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非公有制经济的问题上提出来要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非公有制经济是创造力，国有经济是控制力和影响力，所以在能力定位上面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不只是肯定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而且承认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第五，在政策待遇上提出三个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相对十七大报告来讲，十八大加上了一个“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现实意义是非常强的。

　　当前，市场主体的不平等有六种表现：一是资金要素使用的不平等。国企产出大约占1／3，但同年度获得的银行贷款约占70%。二是资源占有的不平等。三是国企在一些上游产业、基础服务业形成寡头垄断，获得超额利润。四是市场准入和行政审批“两道门槛”，也造成国企和民企的不平等。五是地方政府建了很多“融资平台”，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六是在财产权的法律保护方面，对不同所有制主体的保护离“同等保护”的目标要求还有距离。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要素，特别是资金要素使用上的不平等。深圳有38万家民营中小企业，只有1万家能从银行得到贷款，90%以上要靠民间融资和其他方式融资。可以看到，平等使用资金要素何等重要。可见，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最艰巨的任务是营造不同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环境，实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使非公有制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