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接受新浪财经《改革论道》栏目专访。

　　新浪财经讯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微博]在做客新浪财经《改革论道》高端对话栏目时建言，把所有同上市公司相关的法律诉讼，以及检察院的业务都集中在上海或者深圳，建立证券法院或证券检察院。让上市公司脱离公司所在地，脱离影响圈子，有关的法律诉讼才能独立、公开有效。

　　建言改革路线图：先上而下再自下而上

　　首先从上而下的改革，应该先走一步，包括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相对而言技术性较强，涉及到的机构和个人数量较少。因为金融跟一般的企业改革不一样，是统一性的、规范性的一套制度对所有的金融机构适用。所以，自上而下的这种改革，还有财政税收改革、司法改革，以及反腐的改革，应该先走一步。让这些改革先发挥作用，反腐的机制，长期机制、预防机制、惩罚机制形成，规矩形成，什么是腐败，什么不是腐败。

　　这时候第二步改革推动的重点就是，自下而上的需要地方试点先行探索的改革。比如国有企业的改革，谈到混合所有制，谈到国有企业的资本化运作及运作，大方向很好，但怎么推进，必须一个一个探索。怎么探索？必须要有相关的国有企业，以及上级部门来共同努力，你很难给出一个像金融改革一样一刀切的标准。所以，这些改革是下一轮改革的重点。所有的改革不太可能一刀切同步进行，不可能同步进行，在现实生活中必须要有个顺序，有先有后。

　　建言金融改革：地方政府应通过债券融资

　　利率市场化毫无疑问是改革的重要领域，利率市场化也是金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利率市场化不是简单的放开就能达到的。利率市场化的基础是什么？基础是在借贷市场上的需求方和供给方的行为合理。就目前情况来看，如果放开利率会是什么结果？对贷款有刚性需求的，比如各种投资平台、融资平台，会不计成本到银行借钱，因为它的背后是短期金融，如果不改革地方政府平官员均两年半的任期，下台或提拔了，任期内要搞一些项目他才不管融资成本是高是低。

　　所以，刚性的不计成本的对银行贷款的需求势必会让贷款利率进一步上涨。如果不改的话，如果不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背后的行为，光是放开利率，结果恐怕并不是最好的。所以，我想强调的是利率市场化要进行，但是要跟大的金融结构改革要同步。

　　更具体的说，要把部分给长期投资项目融资功能从银行业务中，从银行贷款中剥离出去，推向债券市场，有政府担保的，包括有条件的部分地方政府作为主体的债券，通过债券融资。如果能做到，银行贷款的市场就是非常正常的市场，否则不是正常的市场，在一个不正常的市场里把价格放开的话，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建言股市改革：沪深两地建立证券法院

　　我在不同场合建议，把所有同上市公司相关的法律诉讼，以及检察院的业务都集中在上海或者深圳，建立证券法院或证券检察院。为什么在上海深圳建？要和上市公司的所在地，比如河南、云南剥离开，要让上市公司脱离公司所在地，脱离影响圈子，让各级地方法院脱离对上市公司的干预，让所有跟上市有关的法律诉讼能够独立、公开有效。

　　这听起来很遥远，但我觉得是很现实的，这跟法制的改革是密切相关的。法制改革不全是政治领域，法制改革我认为最应该推行的，就是立马对证券市场做功课。通过法制建设，中国在上海或者深圳建立证券法院、证券检察院来提升股票市场或证券市场制度的健康性、坚固性。

　　以下是访谈实录：

　　新浪财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常态”概念，您认为这种“新常态”在现阶段怎么理解？

　　李稻葵：中国经济新常态指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新旧增长点互相拉锯，新旧增长点相互交替的过程。这个时间段可能会持续3—4年，甚至是4—5年。这个时间段经济增长会出现一定的波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需要一定的对冲。换句话来说，需要一定的微刺激或是微调，这就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新常态并不是说中国经济进入到新的增长阶段，而是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具有波动性，需要改革措施，需要宏观政策加以应对。

　　新浪财经：您提到的短期内波动性主要是哪些方面？

　　李稻葵：最突出的一个表现点就是增长速度的波动。可能某些季度增长速度下降较快，在其他季度增长速度又上升较快，在某些季度一些指标，比如PMI指标，采购经理人指标可能会比较高，在某些季度又比较低，这是一个新常态。所以，我们应该适应像开车一样，一个路况不太好，颠簸比较多的情况下的中国经济。而作为中国经济的驾驶者需要高度警惕，需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应对各种各样的路况。

　　新浪财经：一种常态化和周期性的波动？

　　李稻葵：常态化的波动。由于新旧增长点交替所带来的增长的波动，这个波动跟传统的经济周期波动不完全一样，传统经济周期波动可能是一些季度的因素冲击，一些消费者心态的变化，一些国际重大事件的影响等等。而在中国经济新常态阶段，经济波动更多是来自于自身新旧增长点的拉锯和交替。

　　新浪财经：您提到新旧交替增长点，现在有一个新的概念叫“微刺激”，新旧增长点和微刺激之间，您觉得中国经济在找到新的增长点之前是不是应该放马去刺激？

　　李稻葵：旧的增长点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房地产，第二个是出口。新增长点按照出现的时间顺序从前到后，包括长期的消费型的涉及到民生的福利型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最重要的增长点。第二个是产能的升级，尤其是黑色污染的、高耗能的产业升级。升级的过程本身会带来增长，因为需要投资。第三个增长点就是居民消费的升级，居民消费的升级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这是一个自发的上亿家庭自主决策，需要慢慢的培养。

　　所以，新的增长点逐步取代旧增长点这个过程不可能是完全平稳的。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宏观政策需要采取各种各样的应对措施，包括在增长放缓的时候需要一定的微型的稳增长的刺激政策，也需要增长速度较快时相关宏观政策收缩，比如货币政策需要一定的收缩。

　　新浪财经：如果在新的增长点中给当前的政府提个建议的话，您认为目前短期内应该着重哪个增长点？

　　李稻葵：我觉得短期来看比较成熟的，已经凸显出来的，应该紧紧抓住的就是我称之为公共的消费型的基础建设投资。这种公共的消费型的投资包括高铁、城市的基础建设、污染的治理，以及各种各样的应对自然灾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投资在一定程度上看，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但也不完全是，比如高铁建设不完全是一个公共产品。

　　高铁建设好以后，实际上是给那些使用高铁的个人和家庭带来收益，这种收益的前提是必须要有前期大量的投资。它属于消费型的投资，投资完以后带来的是未来消费，但是这种投资必须由政府或者由机构来协调，这种消费福利民生型投资，将持续相当长时间，将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新增长点。

　　为什么？仔细分析，中国的百姓跟发达国家的百姓比，我们缺什么？生活水平的差距在什么地方？百姓需要什么？我觉得中国的百姓，至少是占中国总人口一半以上的城里人，对他们而言最需要的恐怕不是更好的电冰箱、更多的手机、更大的电视机，最需要的是清洁的空气，出行的方便，是食品、饮用水的安全，以及应对自然灾害的基本能力。这是我们的百姓跟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所在。

　　新浪财经：您刚才提到投资，但是2008年“四万亿”投资计划引发了很大的争议，甚至有人说货币超发引起了房价上涨，您怎么看待“四万亿”在今天显现的问题？

　　李稻葵：首先应该从“四万亿”当时推出的历史背景来判断，来给出一个总体的评价。2008年11月推出四万亿，而且提出要快、猛、准、实，是非常及时的，如果当时没有四万亿政策的推出，中国经济还将下滑更长的时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将会更大。

　　后来“四万亿”在执行的过程中，到了2009年或2010年，很多地方确实值得商榷。2010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明显的出现了比预期小得多的情景，当时的投资项目实际上可以适当收缩。或者换句话来说，“四万亿”的推出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四万亿的收场和退出的过程更值得研究。

　　回过头来看今天，我相信这一轮消费型、民生型、福利型的公共投资和四万亿的性质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一轮的投资，恰恰是中国经济整体升级所最需要的，是中国的百姓生活水平提高最需要的。同时，我也想强调，也是中国经济的实力所能够支撑的。不要忘记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经济体之一，国民储蓄率是50%，每年50%的GDP是用来再投资的，这个储蓄是千千万万的家庭和企业自主做出的，怎么用好是非常重要的。

　　有了这么高的储蓄，当然应该拿一部分的储蓄进行百姓最需要的能够直接提升百姓幸福感和生活水平的项目投资。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新增长点，关键是需要改革，通过改革的措施把高储蓄转换成百姓所需要的生活型、消费型的基础设施。

　　新浪财经：但也有人说中国高储蓄率是因为投资渠道过少，您怎么看？

　　李稻葵：中国经济的高储蓄率，最主要的原因是宏观经济结构问题，并不是单个家庭追求退休养老或者说对未来没有信心的体现。我们60%的储蓄是来自于企业，是来自于企业的利润。整体上看企业部门的未分配利润非常高，其根本原因是劳动收入和资本所得的比重相对而言较低。尽管这个比重在提高，资本所得的比重较高，但带来了整个宏观经济的储蓄高。

　　既然有了这么高的储蓄该怎么用，我觉得在金融改革方面必须要做好文章。说的简单一点，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之核心，在我看来如果只谈一点的话，事实上是银行的改革，毕竟商业银行是整个金融体制的重中之重。所以，怎么样改变当前银行是金融体系重中之重的格局，这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最重要的标准。

　　具体说来，我建议要突破当前用银行贷款的方式来给各种各样基础建设项目，包括福利性项目融资的格局。用银行贷款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给基础项目投资，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一定是不可持续的，也一定会出问题。因为银行追逐的目标是短期的利润，一般不愿意给三年以上的贷款，而且必须要为自己的金融资产的风险要承担责任，但是基础建设项目需要的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长期投资，也有公益性，公共产品性质。所以，必须要由政府来介入，必须通过政府提供直接或间接担保的方式来降低融资成本。

　　更具体来看，我的建议是由地方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可以具体商量，直接给担保，然后去市场上发债，发长期债，十年或者二十年债，通过发债的方式给基础建设项目提供长期的且利率较低的担保融资。这种政府担保的长期的债事实上也是一种新的金融产品。同时也能满足现在百姓的投资。百姓现在无非去买理财产品，无非去买信托产品，无非去股票市场，无非去买房地产，这些产品现在看来都出现了相对的不足，缺少长期性，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了割据性变化，再指望房地产给老百姓提供金融投资的渠道的话，这个希望已经不现实了。

　　新浪财经：回到房价问题，也是中国到百姓最关注的话题之一。当前各地开始松绑限购，在您看来这轮改革下，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未来走向何方？

　　李稻葵：首先，应该非常明确的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房地产市场新的格局已经形成，旧的格局已经变化。旧的格局是房地产市场总体上是一个卖方市场，价格在不断上涨。而现在这个卖方市场已经过去，逐步的转变为买方市场，逐步的转变为价格增长趋缓，甚至很多地区价格下降的格局。

　　为什么这么说？最根本的原因，经过多年发展，中国经济已经是一个人均住房在33平米的经济体，97.5%以上的家庭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住房，至少城里人基本的住房的需求已经得到满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我们必须面对，。

　　此外，和第一个基本因素捆在一起产生的共振作用，就是金融市场已经发生了变化，从过去投资渠道极其匮乏，股票市场难以指望，银行存款利率很低，只有房地产投资是稳定的投资渠道格局，已经转换到今天，金融市场上有大量的低风险的、短期的、流动性很强的、利率在5%以上比通货膨胀高2.5%到3%的金融投资品。

　　大量的家庭突然发现我们不需要冒着严寒或者酷暑看楼盘，我们不需要思考具体买什么样的房子，找关系，跟客服拉关系，反复的磋商，也不需要找律师，在家里电脑里操作一下就能得到流动性非常强的，利率非常可观的投资渠道。所以，这个市场已经变了。这两件事情，一个是基本的住房需求开始得到满足，再一个是投资渠道事实上已经拓宽了。这两件事情捆在一起，促成当前的房地产市场的转型，新的格局形成。

　　新浪财经：我走访的很多地方还在不断的开新盘，这种情况下您认为楼市泡沫是否会存在破灭一说？

　　李稻葵：中国房地产不会出现像西班牙、英国、美国等国家2008年那样的泡沫，或者日本在1988、1989年似的泡沫破灭。最基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大量的家庭是没有很高的负债。而中国经济更重要的毕竟是一个名义GDP，就是GDP加通货膨胀，名义GDP仍然是两位数增长的经济体。所以，名义GDP两位数的增长，表明家庭可支配收入至少是两位数字的增长，因为现在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名义GDP了，这是基本统计数字告诉我们的。

　　所以，在一个收入上涨，同时家庭杠杆率不高的情况下，就不会出现百姓恐慌性的抛售房地产存量格局。一旦这种房地产市场的格局是稳定的，百姓就不会抛售房产。在我看来，也不会出现价格迅速下降的格局，最有可能出现的是价格走缓或者是微弱的价格下降。

　　新浪财经：再看看土地财政的问题，一方面土地财政在不断的削弱，一方面财税改革以后，特别营改增以后，地方政府收入变少，您给地方政府提些建议如何？

　　李稻葵：解决当前的房地产市场格局变化所带来的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必须在改革上做文章。从短期的货币政策调整，再到中央财政倾斜，短期的修修补补是难以解决问题的。该怎么做文章？我觉得方向比较明确，应该在地方政府资产负债明晰的前提下，允许部分地方政府发行长期的市政债。

　　同时，中央政府或者财政部也大量的发行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债，通过多发国债的方式建立新的机构，一种固定资产或者生活消费型、福利型、民生型固定资产投资机构，投资公司也好，投资机构也好，用这种方式给固定资产投资提供融资，而不是靠从银行借款，然后卖土地，短期周转这种方式。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改革的思路。

　　我认为这步棋可能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最紧要的。如果这招棋能够走通的话，将大大的降低中国经济的融资成本。为什么？因为地方政府就不会跟企业抢贷款。现在是地方政府跟中小企业抢贷款，地方政府要搞基础设施建设停不下来，一旦停下来，整个历史上的账都会形成呆账、烂账，所以银行跟地方融资平台是利益共同体，必须不断的把新增贷款投向地方政府。

　　因此，就没有资金给那些真正需要企业投资技术改造、产业升级的这些部门提供贷款。同时，由于大量的银行贷款涌向了融资平台，最后企业所能征的那些银行基金贷款的量很少，通过这个机制把贷款利率给提上来了，这是问题的根本。我们这么高的民众和企业的储蓄率，带来的金融市场上是高贷款利率，美国是储蓄率很低，可低贷款利率，这就是当前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影响中国经济新增长点出现的一个病根。所以，必须通过财政的改革来降低金融的融资成本。

　　新浪财经：低贷款利率会导致风险，比如美国的债务危机的问题会在中国显现？

　　李稻葵：应该说不会，应该说反过来讲，如果不进行改革，如果我们的贷款利率不降下来的话，势必会带来局部的，甚至于相当一些部门和地区的金融的危机。为什么这么高的利率，使得很多项目无法持续，很多项目就被逼成呆账坏账。应该说要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必须把贷款利率降下来。怎么降低贷款利率？必须重新调整融资结构，不要一窝蜂千军万马过银行贷款的独木桥。

　　新浪财经：您之前是央行[微博]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利率市场化改革也提了很多年，包括您刚才提的高利率也好，或者国外的一些低利率也好，关于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应该怎么去调整思路？

　　李稻葵：利率市场化毫无疑问是金融改革的重要领域。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利率市场化不是简单的放开就能达到目的。利率市场化的基础是什么？基础是在借贷市场上的需求方跟供给方的行为要合理。就目前情况来看，如果放开利率会是什么结果？会是那些对贷款有刚性需求的，比如各种投资平台、融资平台，不计成本到银行借钱，因为它的背后是短期金融。

　　如果不改革，它背后是地方政府官员平均两年半的任期，或者下台或者提拔了，两年半的任期内要搞项目他才不管融资成本是高是低。所以，这些刚性的不计成本的贷款需求势必会让贷款利率进一步上涨。如果不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背后的行为规范，光是放开利率的话，结果恐怕并不是最好的。

　　所以，利率市场化要进行，但是要跟大的金融结构改革同步。要把一部分给长期投资项目融资的功能从银行业务中剥离出去，推向债券市场。有政府担保的，包括有条件的部分地方政府作为主体的债券，通过债券融资，做到的话，银行贷款的市场就是正常的市场，否则这不是正常的市场。在一个不正常的市场里把价格放开，其结果适得其反。

　　新浪财经：随着IPO开闸，股市似乎又看到了希望。在您看来，资本市场的改革应该如何推进？

　　李稻葵：股市的问题是两重问题，一个是基础的制度必须要进一步的合理化。最核心的是公司治理。要让股市长期健康的发展，大前提是公司治理要治好，公司内部人要对外部股民负责任，要按照招股书的说明和承诺去投资，赚了钱要分红。为了让公司做好，必须要有非常透明公开公平的惩罚机制，这个惩罚机制的最后一道阀门就是法律。

　　我在不同场合建议，把所有的跟上市公司相关的法律诉讼，以及检察院的业务都集中在上海或者深圳，建立一个证券法院或证券检察院。为什么？要和上市公司的所在地，比如河南、云南剥离开来，要让上市公司脱离自己的公司所在地，脱离影响圈子，让各级地方的法院、区域的法院要脱离对上市公司的干预，让所有跟上市有关的法律诉讼能够独立、公开、有效运行。

　　除此之外，必须要强调证券市场的发展实质上也跟整个国家经济有关。目前或者说过去两年以来，由于中国经济的宏观增长率是放缓的，带来了很多股民看不清楚，信心丧失，信心缺乏。所以，股市低迷。这两条一个是信心缺乏，由于宏观经济波动带来的信心缺乏，还有基础设施不好，股票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缺位。这两件事儿合在一块就导致股市低迷。

　　就近期来看，到下半年，我认为由于宏观经济目前在逐步的企稳，增长速度在下半年会有所回升，从上半年7.4%能回升到下半年甚至全年的7.6%，在这个大前提下，股市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向上调整，因为整个投资者的信心将会有所回升。

　　新浪财经：股民会随着短期内经济企稳而增加信心？

　　李稻葵：有一定提升。现在全球全球股市是极其低迷的，中国的股市按市盈率不仅低于主要的西方国家市场，还有周边的日本、韩国，也低于香港。所以，先不谈牛市非牛市，我觉得向上调整的条件已经成熟。因为中国股市实在是太低迷了，在股票市场相对全球范围来看，我们是有很多的价值低洼地。市值调整的基本条件是成熟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缺什么？缺的是股民集体的认知，这个集体认知往往是很敏感的，往往也是难以预测的。

　　新浪财经：刚才您谈了很多改革内容，有人称新一轮的改革不同于之前的改革，在您看来新一届政府的改革，比如现在的反腐败，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改革突破口？

　　李稻葵：新一轮的改革实际上是方方面面的，涉及到与政治体制有关的，比如说反腐，比如说反腐机制的建立，也涉及到司法体制的改革。这一轮改革还涉及到金融体制改革、财政税收的改革，也涉及到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有民营经济的准入，这么多的方方面面极其复杂的新一轮改革，如果把它梳理一下无非就是两大类，一类是自上而下的可以从中央推动的改革，还有一类是自下而上的，从基层首创的，由基层发起的试点探索的改革。

　　目前，自上而下的改革推进的力度较大，其中包括金融体制改革，利率市场化已经有了基本的时间表，资本市场的可兑换也有了时间表，司法体制改革也可能是下半年的一个重点。自上而下的改革现在进展相对较快，力度也比较大。而自下而上的改革，包括土地使用权、集体用地的入市等改革，相对滞后一点。

　　为什么滞后？从这一轮改革基本的顺序和逻辑上看，这一轮改革首先有一个从上而下的动力，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是从顶层开始发起的。由于顶层的改革动作较快，包括反腐的改革力度非常大，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得基层的改革有一定冲击。反腐对大量的政府官员形成强大的冲击，或者从正面说是一种威慑力。很多的地方官员丧失了改革的创新性，变成了求稳怕出事。因此，作为一种后果，这种自下而上需要地方探索的改革现在相对滞后。

　　新浪财经：您能不能给这些怕出事的官员提出一些好的建议，或者给自下而上的改革提些建议？

　　李稻葵：这个建议还是从上开始。一个基本的格局，很多地方的政府，还有国有企业的一些领导相对而言受到了震慑，过去确实有很多不符合法律的，不符合党纪的一些做法正在反思。在反思纠错的过程中，纠错和改革很难同时进行，从理论上讲多重任务是可以同步进行的，但现实生活中往往纠错的重要性会领先于创新。

　　需要做的是逐步制度化，一些自上而下的改革需要制度化、长期化，需要透明，需要转换，从惩罚转换成预防。反腐最根本的机制事实上是什么？实际上是建立一个让腐败不发生的一套制度，而不是说腐败发生了去揪去抓去打老虎。打老虎有震慑力，让未来的腐败分子不敢出现腐败行为，但是根本上还要立法。同时在制度上要设计一套办法，让权利能够受到约束，能够受到监督，让很多决策从个人的拍脑袋，从个人的好恶转换为集体投票，集体的讨论，转换为公开，转换为透明。

　　如果这个转换能完成，从惩治转换成预防，从强力的震慑转化成制度化的、长期性的制度性建设，我相信现在所出现的一些地方政府的反思纠错会转变成常规化的行为准则。如果一旦形成常规性行为准则的话，正常的在改革方面的创新将会恢复。

　　新浪财经：您能给我们设计一个合理的、目前看来可行的改革路线图吗？

　　李稻葵：首先从上而下的这些改革，应该先走一步，比如金融体制改革，相对而言技术性较强，涉及到的机构和个人数量较少，跟一般的企业改革不一样，它是统一性的、规范性的一套制度对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应该适用。所以，自上而下的改革应该先走一步，让这些改革先发挥作用，长期机制、预防机制、惩罚机制形成，第二步改革推动的重点就是自下而上的需要大量地方试点先行探索的改革。

　　新浪财经：前段时间有学者争议小政府或大市场，在政府和市场边界的问题上，在您看来目前这种改革情况下政府的主导色彩是不是有些过大，或者政府定位恰到好处呢？

　　李稻葵：不能简单的说政府和市场孰高孰低、谁进谁退。为什么？中国现在的经济体已经远远超越了亚当-斯密那时候生产大头针卖大头针的时代，也远远超过了卖萝卜青菜自由市场的经济体，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而且日益复杂的现代经济体。很多的市场交易是交易双方不仅不认识，而且是长期关系。

　　以金融为例，如果我们去买一个企业的股票，既不认识企业的内部人，也跟那个企业不是一锤子买卖，我们是买了股票之后，期望股票在未来的五年、十年之内带来回报。所以，这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市场交易。因此，在这个市场交易的情况下，必须要有政府发挥各种各样的协调、监管、惩罚、认证等等作用。所以，政府的作用不是说是大是小，政府的作用关键是要转型，应该变成一个市场的推动者，市场能力的提供者，而不是简单的一个退让者。说市场我不管了你们去做，那是永远建立不起来现代市场机制的。

　　在这个问题上很多国外学者写了很多书，有一个基本的发现是为什么拉丁美洲国家不如北边的北美市场经济国家，很大的原因并不是政府拉丁美洲国家管的过多，而是政府没有发挥最最基本的作用。而北美政府作用发挥的相对而言较好，定位比较准。所以，政府跟市场的关系是一个相对的，不是你进我退的关系，而是角色定位的问题，各司其职。

　　市场要发挥它的基本作用，起到资源分配，让价格机制能够调节产品的稀缺，让价格机制能够发挥作用，让最需要产品，最需要某项资源的消费者和企业获得这个产品愿意出高价。政府作用是什么？政府作用应该是规制市场的秩序，让这个市场能够较好的运营起来，这也是这一轮改革的难点。我觉得跟三十年前的改革相比更加复杂，三十年前基本上放权就够了，现在光是放权还不够，还需要在放权的基础上要求政府真正发挥自己的作用，真正能够维护市场的秩序，帮助市场更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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