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1835年出版的《高老头》描写得再清楚不过了。高老头原是一名意面制造商，在法国大革命家和拿破仑时期，靠经营面粉和粮食赚了一笔大钱。他是一位鳏夫，为了给两个女儿(但斐纳和阿娜斯塔齐)在19世纪初的巴黎上流社会找个婆家，他牺牲了一切。他留给自己的钱只够支付在一家破旧包饭公寓的吃住费用。在那里，他遇上了拉斯蒂涅。拉斯蒂涅是一名身无分文的年轻贵族，从外省来巴黎学习法律。他野心勃勃，但因贫穷受到羞辱，只好靠一位远房表姐的帮助，挤进了大资产阶级和巨额融资交汇的豪华沙龙。很快，他爱上了被丈夫纽沁根男爵抛弃的但斐纳。纽沁根是一位银行家，早就用光了妻子的嫁妆，搞些投机倒把的业务。拉斯蒂涅发现社会已完全被金钱腐蚀，于是放弃了原来的幻想。他十分震惊地得知高老头是如何被两个女儿抛弃的。她们沉湎于所谓的功成名就，却为父亲感到羞耻，掏光父亲的财富后就很少与他见面。这位老人在贫贱和孤寂中死去。只有拉斯蒂涅参加了他的葬礼。可是一离开拉雪兹公墓，塞纳河两岸就满眼都是眩目的财富，他决定去征服这些资本：“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他向这座城市呼喊。他的多愁善感和社会教育一去不返，从此，他也变得残酷无情。

最黑暗的时刻是小说的中间部分，拉斯蒂涅面对的社会和道德困境此时最为真切和清晰，而阴暗角色伏脱冷给他上了一课，指点他的前程。 伏脱冷与拉斯蒂涅、高老头一起，住在同一家破旧的包饭公寓。他很像《基督山伯爵》里的埃德蒙•唐泰斯和《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是一个伶牙俐齿的骗子，隐瞒了自己曾是罪犯的不光彩历史。这两个人物总体还算得上是个贤人，但沃脱冷非常不同，他极其阴险，愤世嫉俗。他打算引诱拉斯蒂涅杀人，好去染指一大笔遗产。在此之前，伏脱冷给拉斯蒂涅上了一堂极其可怕的课，详细讲述当时法国社会年轻人可能面临的各种不同命运。

伏脱冷对拉斯蒂涅说，认为在社会上通过学习、天赋和勤奋就能成功，那简直是异想天开。如果学习法律或医学这两个职业能力胜过先人财富的行当，伏脱冷则为这位年轻朋友详细描绘了他面前的各种事业前景。特别是，伏脱冷向拉斯蒂涅非常详细地解释了在每个行业每年有望挣到多少年薪。结论非常清楚：即使他在班里名列前茅，历经许多委曲求全，很快进入光彩照人的法律生涯，他依然只能靠平庸的收入生活，没有指望真正成为大富大贵。

对比之下，伏脱冷向拉斯蒂涅建议的成功策略的确更加有效。年轻的维多莉小姐也住在公寓里，她羞羞答答，眼里只有英俊的拉斯蒂涅。娶了她，马上就可以染指一百万法郎的遗产。他可以在20岁时就拿到每年5万法郎(资本的5%)的收入，马上达到他梦寐以求的检察官薪水的十倍，而要当上检察官，还得10年以后。这笔收入也相当于当时巴黎最富有律师50岁时的收入，可当律师还得靠几十年的刻苦努力和阴谋诡计。

    靠工作还是吃遗产？

伏脱冷教导中最可怕的是，他对王政复辟时期社会的敏锐描述竟包含如此精确的数字。19世纪法国的收入和财富结构就是如此，法国最富裕之人的生活水平是仅靠劳动生活的人无法企及的。有这样的条件，为什么还去工作？做事为什么必须遵守道德？既然社会不平等本质上是不道德、不正当的，那么为什么不能变得彻头彻尾的不道德，使用一切手段获取资本呢？

在19世纪的以及20世纪初的法国，靠继承财富及其收入而获得的舒适水平，只靠工作和学习的确达不到。这种情况尽人皆知，巴尔扎克不需要统计数字来证明，更不需要收入等级的十分位数和百分位数。而且，18世纪、19世纪的英国也非常相似。对简·奥斯汀笔下的主人公来说，工作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财富的多寡，不管是靠继承还是靠婚姻。

其实，“一战”前的各个地方几乎都是这样，而“一战”成就了过往世袭社会的自我毁灭。美国是为数不多的例外，其北部和西部各州的“开拓型”微型社会也是例外，18世纪和19世纪，这些地方继承的资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不过，这种情形没能维持太久。在南部各州，奴隶和土地是主要的资本形式，而资本占主导地位，继承的财富与旧欧洲一样至关重要。在《飘》中，郝思嘉的追求者们，与拉斯蒂涅一样，不能靠学业和天赋确保未来生活的舒适：父亲(或岳父)种植园的大小是决定因素。伏脱冷不去考虑道德、是非和社会正义，明着对年轻的拉斯蒂涅讲，他愿意像美国南方奴隶主一样过日子，享受着黑人带来的富足。很明显，吸引着这位法国前科犯的美国，并不是吸引着托克维尔的那个美国。

诚然，劳动收入也不总能得到公平分配，但把这个社会正义问题简化成是劳动收入重要还是遗产收入重要也是有失公允的。虽然如此，民主现代性(democratic modernity)的基础是认为源于个人天赋和勤奋的不平等比其他不平等更合乎情理，或者至少我们希望向这个方向发展。

其实，伏脱冷的教导在20世纪的欧洲一定程度上不再管用了，至少一段时间是这样。“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里，继承来的财富不再重要，并且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工作和学习成为出人头地的最可靠路径。今天，尽管各种不平等再度出现，许多人认为社会和民主进步遭到了动摇，但多数人依然相信，自伏脱冷教导拉斯蒂涅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依靠学习、工作和职业成功，不仅更加道德，也更有钱可赚。

伏脱冷的教导让我们关心两个问题，尽管可用数据不太完整，但我将在下面回答几个问题。第一，从伏脱冷那个年代以来，我们是否能够确信，劳动收入与遗产收入的相对关系已经彻底转变？如果是，程度有多大？其次，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认为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那么它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还会被逆转吗？

    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不平等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必须先介绍几个基本概念，以及不同社会不同时期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基本形态。收入一直可以表示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总和。工资是一种劳动收入，从定义上讲，在所有社会中，收入不平等都是这两部分的总和：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收入不平等。这两部分中每种收入的分配越不平等，总收入的不平等就越大。抽象地讲，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有这样的社会，其劳动收入不平等非常严重，而资本收入不平等较低，或者正好相反，也可能两种成份高度不平等，也可能非常平等。

第三个决定因素是这两方面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拥有高劳动收入的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也享有高资本收入？从技术上讲，这个关系是一种统计相关性，其他因素相等的情况下，相关性越大，总的不平等程度越大。实际上，有的社会里，资本不平等严重，资本所有者根本没有必要工作，那么这个相关性经常很低，甚至为负数。那么今天是什么情况，将来是如何呢？

也要注意，如果拥有大量财富的人想办法获得较高的收益率，而中等财富只获得适当的收益，那么资本收入的不平等可能大于资本不平等本身。这一机制会成为不平等的强大乘数，当前这个世纪刚刚开始，情况尤其如此。在简单情况下，财富等级的各个层次，平均收益率都是相同的，那么从定义上讲，这两种不平等保持一致。

工资收入水平的严重差距

在多大程度上，劳动收入不平等是温和的、理性的或者今天已不再是个问题？的确，劳动方面的不平等总是比资本方面的不平等小得多。然而，忽视它们也是相当错误的，首先是因为劳动收入一般占国民收入的2/3到3/4，其次是因为国家之间劳动收入分配方式有显著差异，这表明公共政策和国家差异对这些不平等和许多人的生活条件有重大影响。

在劳动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比如1970~1990年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上层10%的人拿到总工资的约20%，最底层的50%拿到约35%。在工资不平等处于平均水平的国家，包括当今的多数欧洲国家(如法国和德国)，第一群组占有总工资的25%~30%，第二群组约30%。

在多数最不平等的国家，如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初的美国(后面会提到，其劳动收入分配比任何国家都不平等)，最上层10%拿到工资总额的35%，最底层50%只拿到25%。换言之，这两个群组的均衡状态几乎被彻底逆转了。在最平等的国家，最底层的50%在总收入上接近最上层10%的两倍(有些人会说依然太少，因为前一群组人数是后者的5倍之多)，然而在最不平等的国家，最底层50%比最上层群组还少拿三分之一。如果过去几十年在美国出现的劳动收入日益集中还要继续下去，那么到2030年，最底层50%拿到的总报酬只是最上层10%的一半。这种演变显然不一定真地持续下去，但这一点说明，近期发生的收入分配变化决不是毫无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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