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如何多元共赢？

　　近期，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再一次让新型城镇化成为了备受关注的热点。“让居住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会议用这样诗意的语言描述了城镇化的蓝图，并提出城镇化的几大重要的任务，那么，新型城镇化的新究竟体现在哪里？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又该如何实现？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沈竹和特约评论员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著名财经评论员张鸿共同评论。

　　新型城镇化的新体现在哪里？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又该如何实现？

　　李铁：在过去高速城镇化的进程中 我们更多的注重经济增长的数字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新型城镇化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我们都是在城市长大的，我们对每个城市都有着自己的理解，在一个文件的公报中提出这些语言，我想实际上表述着对个人的一种理解，一种感情。我们到底寻求一种什么样的城市化发展路径？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形态？我们在城市怎么样生活？不是用官方文件的那种生硬的语言来描述。我们看过很多公报，看不懂它说的是什么，这些语言可能只有政府的官员才能理解，可是如果看到这些语言的时候，不仅仅是老百姓，不仅仅是政府官员，每个人都是一个城市市民，他们感到非常亲切。这表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意图，就是我们的城市化，需要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它既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面貌，同时要反映文化、自然的一种规律，在这两种规律下，我们看到这个城市，和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生活传统要有一个很好的衔接。

　　再一个，我们也注意到，在城市化进程中，我们看到的城市和儿时看到的城市已经有很大的区别。儿时的城市至少还能看到很多古老的建筑，过去的城市和自然也非常亲近，现在看到的城市，多湖泊被填充了，很多高楼大厦跟水泥森林，山和森林离我们越来越远，所以我们不得不到一些古镇，乡村中去寻找我们对城市的一种回忆，去回忆以往甚至古代历史留下的城市的面貌，那些只能停留在脑海中。

　　现在我们需要中国的城市走上什么样的道路？我们要给人民什么样的视觉形态？还有一个横向的比较。我们看到欧洲的城市和中国的城市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说在巴黎，在罗马，你看不到这么多高楼大厦，但你能说这个城市不发达，不先进吗？在这种比较之下，我们回过头来看看30年高速城镇化进程中，我们更多的注重的是经济增长的数字，更多的注重了所谓的现代化，视觉上的现代化，而这种现代化，只是一条条的大马路，洋广场和所谓的森林公园，已经和我们过去所憧憬那种城市有了非常遥远的距离。

　　这种平和的语言不是一种完全官方的语言，更多代表着这种城市市民，我想总书记也是一个城市市民，他的家庭也是个城市市民，他从一个城市市民的角度来看一个城市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反馈出我们所有人的心声，而这种心声只能用一种平和的，亲切的，具有诗意的一种语言才让我们理解的会更深。

　　刘戈：新型城镇化不是完全割断、连根拔起的城市化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我觉得这种诗意的表达其实表达的是一种态度，也就是说，这个城市化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化。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来解读一下，可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更多的其实是说新型城市化，它可能并不是说有多少个烟囱，有太多的高耗能的这样一个城市，我们可能更需要一个人居环境很好、很亲和的一个城市。

　　另外，记得住乡愁，一方面是能有一种文化上或意识上对于过去文化传承的一些保留。我们可能更直接的解读一下，农民如果现在进入到城市里来，那么这个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相对而言有机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连根拔起的过程，不是一个决绝的过程，那么他就能看得见的乡愁。比如说他的宅基地还在，他的承包地还在，而不是说由于他进了城，一下和过去的乡土完全割断了，所以这样他就能看得见他的乡愁，所以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

　　李铁：城镇化更重要的是解决人在城市中如何生活和就业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我想这个会议上关于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已经给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比如说，这次会议上已经提出了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告诉你，城镇化不是不见人的城镇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人在城市中如何生活和就业的问题。我们也知道，中国城镇化率是到了52.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35.3，这中间有17.3个百分点的差距，基本上有将近2.5亿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虽然统计作为城镇人口，但是没有享受到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他们还作为流动人口被对待。

　　另一方面，我们还有7000多万的城镇兼流动人口，他们是有城镇户口，但是不在自己家乡的城镇中生活，那么他们也没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一个在城镇生活的人，他享受不到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享受不到城市给予的各种福利和补贴，这种在城市的生活它是一种不完全的生活。比如农村的农民到城市来就业，他的家属，孩子还在农村，那么他要把挣来的钱寄回家乡去盖房子，要解决老人和孩子的生活问题，这种两栖性的城镇化，我想肯定是一个不完全的城镇化。当城市有两类人口存在，既有户籍居民存在，又有非户籍居民存在，这种社会群体的差异化也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和谐，这也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一种城市化发展的现状。

　　所以这种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核心，就是说我们不能在城镇里头，人为的去制造两类群体；我们不能在这些人在给城镇创造了更多的财富的同时，还让他最终回到农村去养老；我们不能在城市发展进程中把这些人排斥在城镇化进程之外，不去给他们提供各种城市应有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是我们发展中面临的一类问题。所以以人为本的城镇，核心就是说在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去解决这2亿多农民，7000多万城镇兼流动人口，他们在城镇应该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如果把这些公众通过一种政策长期解决下去，他们就会把他们的根留在城市，既解决了农村问题，又解决了城市发展问题，这是一类。

　　第二类，就是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那么我们看到的30年中国高速的城镇化过程是，尤其近12年，平均每年2000万人口进入城市，我们城镇人口已经达到7.1亿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镇人口，最大规模的每年进入一个城市的2000多万人口，没有一个国家经历过。那么在这种高速的城镇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毕竟我们很多政府的官员没经历过这种城市化进程，他也从主观上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城市的面貌，可是他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当把一种城市的改变作为任政期的行为的时候，那城镇的发展模式就和我们想象会出现相当大的反差。

　　当我们提出城镇化，可持续城镇化发展道路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针对现在的城镇发展模式，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千城一面，一方面大量的扩展性的发展。比如说，土地城镇化率远远高于人口城镇化率，比如说，我们认为经过一个合理的城镇化发展的政策的约束，我们可以降低城镇人口土地利用、人均土地占有面积，可是从2000年到2013年，我们城镇人均占地没降反增，就是随着这么多人口进来了，但是人均占地面积也大，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耕地稀缺的国家，那城镇人均占地越高，我们城镇发展的越粗放，就导致很多问题的发生。

　　再一个，我们看到大的广场，大的马路，双向8车道，10车道的马路，你们可能想是不是在北京，北京有这种道路应该正常的，可是我见到在一个县，一个地级市，90万人口的地级市，和一个50万人口，几十万人口的县城相连的50公里的道路，双向8车道加自行车道，再加人行道，再加10几米的绿化，绿坛的时候，你想想，这些资源是不是被严重的浪费掉了？这种城镇化肯定不是我们需要的。我们就看到一个是新城在崛起，当然我们说这些新城有的是叫鬼城，有的叫死城，但是看到这些新城，楼建了，没有人去住，那么这些资源是不是严重浪费？还有很多新区开发面积几百平方公里，脑袋一拍就拍出来了，但是在几百公里开发过程中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进去，但是由于没有人进去住，造成上千亿、上百亿资源的浪费，那么这种发展模式如果耗费了这么多资源，带来的是什么呢？人口进不来，那这些问题是应该到了我们校正的时候了。

　　这次会提出了两类问题，第一类是以人为本，第二类是明确了实现什么样的城镇化发展的道路。至少明确了哪些事情不能做的，已经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指向，我想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刘戈：我们城镇化的过程慢于我们工业化的过程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有一点我特别有感触，就是我们的城市建设当中的贪大求全的这样的一种趋势。我去内蒙古的一个城市，就是10来万人口的一个城市，然后当地的领导非常自豪的跟我说，看，我们这个广场，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广场，超过天安门广场，后来我说你把草原铺了地砖，然后就变成广场了，但这个广场对于这个城市有多大的意义？ 10来万人口的一个城市需不需要这么大一个广场？然后旁边弄很多的彩灯，但把全城的人全弄到这个广场来也填不满，所以在过去的建设过程当中的确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趋势。

　　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和那些发达国家，或者是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走过的一个城镇化的路我们来看，像拉美的一些国家就是过快，城镇化的速度超出了他们的工业化的过程。那些发达国家，美国，日本走过的路就比较匹配，而我们，实际上这个城市化就是人的城市化，城镇化这个过程慢于我们的工业化的过程，所以很多城市建立起来了，但是人没有真正的融入到这个城市。城市建的很大，但是这些打工的人，他最后不是这个城市的一员，最后他又回到他的老家。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城镇化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

　　李铁：新型城镇化 户籍制度是绕不过去的槛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我觉得户籍制度是绕不过去的槛，所谓2亿多的农民工进入城市，7000万的城镇人兼流动人口，他所面临所谓基本公共服务问题都是和户籍有关的。在最近的城市治理政策中，我们发现又强化了户籍制度的限制，比如说像北京限购的问题，有户籍制约，汽车摇号有户籍问题，那么包括我们保障房也涉及到户籍问题，这种户籍问题带来了对外来人口带来的困扰可能是目前面临非常迫切的一种需求。

　　那么怎么样来解决户籍问题？第一，户籍问题能不能解决？理论上是可以解决的，放开了之，但事实上它存在很大的难处，因为你不是积累了30年，是积累了50年的矛盾，从59年开始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到现在为止，已经50多年了，快60年了。那么这么多年的矛盾积累，它已经在城乡人群中形成了一种固化的利益结构，这种固化的利益结构不是一个简单的户籍问题，就是背后涵盖了很多城市人和农村人这种利益的分割。

　　现在，由于30年高速城镇化过程中，城市面貌发生特别大的变化，其中一个集中体现就是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水准有了明显的提高，我们可以说，北京人的生活基本上接近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但这是对于北京人来讲，但对于外来人口来讲，他还有很遥远的距离。那么政府的财政在保障所在城市既定的这个群体的利益时，它还有能力支撑，如果再把同样的财力再给新增的人口时，它就面临着巨大的困境。比如说北京现在有2100万人口，外来人口在800万左右，那么这800万的人口如果全部解决户籍，就相当于北京接近于二分之一的人口，那实际上要在北京市人口的原有福利中要切出一块给他，那就意味着原有人口的福利下降，这批人就会对户籍制度改革有一定的抵触心理。

　　举个很现实的例子，比如高考，北京一本的高考录取率几乎百分之百，那么这百分之百对于每个家庭就是，我只要有儿子，达到了高考入学年龄，我就可以有百分百的入学率，那么如果我们解决了一万人的家庭，新增的户籍人口有高考适龄人口，那么意味着一万人就要摊到你原有的百分之百的人口中，那么对每个家庭来讲，可能就有一些家庭的人由于竞争关系，他可能上不成大学。那么对于整个北京的高考人群，它只是一个百分之几的差距，但是到了每个家庭里头，就是百分之百的失学，那它这种利益抵触就非常之大。所以我们在网络上可以看到，当时在教育部公布了一个有关可能高考改革试点的方案的时候，遭到社会强烈的反对，这只是一种信号，并不是我真要这么做，这种反对变成了现实行动，京籍家长和非京籍家长分别在教育有关部门面前进行抗议，而且持续进行抗议，那么就意味着当你去进行改革的时候会遭到一些人反对的时候，本来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希望大家都能得到好处的事情，但是现在变成了一种利益的对抗，会带来一些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这是一个居民的反对，还一类是市场支不支持。我再举个例子，东莞是最富的一个城市，但是它有840万人口，本镇人口，本市人口才180万，就等于有660万的外来人口，如果你要真的把所有的户籍全部放开，660万人口一同去分享原来180万人口共同所拥有的福利时，你觉得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那么还有一些镇，比如说东莞的长安镇，外来人口40万，本镇人口4万，10：1的差距，那你想改革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所以户籍制度改革我们可以提出来，但面临的问题也很多，就是操作上有相当大的难度，不仅仅是居民的反对，也包括着市场的反对，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恐怕就不能采取一蹴而就的方法，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改革过程，这也恰恰是中国国情所在，就是因为我们积累了30年的矛盾，当你用一个政策一下子释放出来的时候，它反而会引起更多的新的矛盾，所以稳步有序来推进各个地方的改革，应该是这次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已经明确的一个方针，但是你记住，稳扎稳打，稳步推进，有序进行，这是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一个长期政策。

　　那么这里面反映出两个信号，第一信号，目标是明确，就是要使外来农民工在一定时间内一定要解决他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问题，第二，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不是一瞬间就把它改革的，所以我们想象以人为本，改革，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方案、目标已经明确了，但在实施过程中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还面临着相当大的阻力，还面临着一种谨慎细致的操作方法，而且还要因地制宜，尊重各个地方的选择，但是前提必须要改革。

　　刘戈：大家曾经把城镇化片面理解为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其实我们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因为过去有一段时间实际上大家把城镇化理解为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但实际上在过去的30年，中国的城市的总体面积增加了9倍，但是人口实际上只增加了2点几倍。也就是说，大量的城市是通过占地的方式来发展的，那么像很多城市里面，比如说大的工业区以非常廉价的价格，以招商引资的名义给到很多企业，那么这些土地实际上没有得到非常好的、高效的使用，甚至尤其是中西部城市的一些开发区，很多地方你在三年前去了它是那么一个模样，三年后以后去看的话还是那个样子，它实际上没有形成产能，但是那个地已经成为国有土地。

　　另外一方面，由于这个土地的用途，它虽然开发了，它又不能变成居住的能力，所以这些地已经有了主以后，那么城市再发展的时候，这些地它已经不能够进入到市场里面，然后又去打农民的宅基地的主意。所以大家在担心说，是不是由于我们城镇化这样一个浪潮会形成一个新的，对于农村土地的这样一个掠夺的过程？所以现在，在这个公报里头很明确的规定，就是说我们在下一步城市化的过程当中，提高土地的使用利用率，是非常重要的。

　　李铁：必须要解决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首先，我们已经看到了，虽然城市化30年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也看到很多问题的存在，土地问题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之一。突出的现象第一，就是这种土地的浪费、铺张。那么这次三中全会，包括城镇化工作会议已经明确了，首先要从供给结构上，土地的结构上要进行调整。就是说你过去滥占的方式恐怕要受到严厉的遏制，就是土地利用率太低的这些城市，将来要调整你的用地结构，尽量用存量地来解决你的发展方式问题，那么这恐怕要在试点中一些政策问题进行进一步探索。我想这里头给的第一个信号是，不能这么干了，第二个信号是应该怎么干，这是一类问题，就是要强度节约用地，利用存量用地来解决未来发展的用地问题。

　　第二个信号就是关于农地和城市用地现在的关系。那么这里头大概涉及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土地财政这种过度的依赖恐怕是必须要解决的。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防范债务风险，特别是防范地方的债务风险，而这些地方债务风险最严重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就是它已经通过土地出让做预期来获得各种贷款，担保，融资，变成一种新的融资模式，有的的甚至已经把10几年，未来10几年的土地全部卖光了。但是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因为你地超出了预期，那就意味着城市必须要摊大饼。你摊的越大，基础设施压力越大，基础设施压力大就意味着你未来投资就越大，因为你知道面积越大，你的战线就拉的越长，你的管道、道路就铺的越长，所以你的成本就越来越高，然后你再去继续摊，那结果是不可逆的。到了有一天击鼓传花，到了某一届政府的时候，这个债务没有办法进一步的时候，那么这个城市可能就面临着破产，当然中国的城市不可能破产，那整个的债务负担要不就是需要中央来背，要不需要企业来背，要不需要社会来背，这是一个巨大的经济风险。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已经给了一个非常明晰的思路。第一个思路是，首先要解决发展模式的变化，就是政府的官员你要知道，这种模式不可持续了，要提高你的土地利用率。那么第二，要通过税制的调整来减缓对土地财政的压力，所以未来预期税制改革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方向，比如说房地产税的出台等等。那么这些税制改革会解决，至少在长期过程中会解决政府一部分未来基础设施的投资来源。第三个是民资和外资的进入，就是不要再政府来进行垄断基础设施投资，把一些投资交给民资外资，这样会解决你融资的压力。第四个，也同时要给予地方一些发展的平台，来解决资金压力问题，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你还得要遏制，地方政府这种占地动机，因为地拿的太便宜了，因为地拿的便宜，才导致严重的浪费，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但是你能不能一下就断到土地财政？我觉得可能暂时断不掉，因为土地财政不仅仅关系到地方的基础设施供给，而这个基础设施供给也关系到城镇居民的利益，原有的一种发展的，稳定的这种增长模式和城镇状态，城镇的整个基础设施改善的这种模式，一旦断了粮，断了炊，同样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矛盾。比如说，地铁，本来已经要修了，突然之间不修了，那很多发展预期就会断到调掉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也要通过一段时间来解决。

　　刘戈：应加强城市化过程当中的管理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加强城市化过程当中的管理也很重要，这一回公报里面提到规划的一致性，其实在很多城市里以前会出现这一任市委书记或者市长规划了一个新区，换了届以后又规划一个新区，而这个新区和那个新区之间，本来是可以是一个自然的延伸，或者战略上的一个互相之间的关联。但是由于是这种长官意志，所以互相之间整个城市的规划最后是乱的，那么最后导致真正的土地在使用过程当中非常的粗放。

　　王健林：城镇化将保证中国在十年到二十年里以平稳较快的速度发展

　　(万达集团董事长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中国经济究竟长期的动力在哪里？我们内生增长动力在哪里？众说纷纭，西方认为中国要掉入中等陷阱了，我们自己内部有很多人信心不足，我觉得抓城镇化是抓到点子上了，城镇化带来了工业化，城镇化带来这些需求将保证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十年到二十年里面，能保持这个平稳较快的速度发展。

　　张立群：城镇化使得城乡一体化发展得以加快与完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使这个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这样一个体制机制加快得到完善，在这个户籍制度，包括这个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市场这样一个建设，包括我们整个这个城市群的这样一个整体的发展等等。

　　魏建国：城镇化最大的一个情况就是要消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因为城镇化最大的一个情况就是要消费，这个不管你是城市的人口消费，还是城镇附近的一些这个农村人口的消费，这些都会带动整个我们移动互联网，而怎么做到更高效，怎么做到物流，怎么做到我们的银行经营的分布对整个城镇化的是不可替代的。

　　李铁：城镇化的最大挑战是如何面对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我们的期待是关于城镇化的预期，这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是看好的，毕竟13.6亿的人口纳入城镇化进程，如果城镇化率达到60%到70%的时候，那它会带来巨大的消费空间，这个消费空间不仅仅是农民要进城，外地人口要进城，他要在这个城里解决他的住房问题，无论是租赁住房，还是购买住房，他要带来支撑你的消费。比如说要带动服务业的需求，带动家电，家庭装修等等一系列的需求，这个市场是很强大的。

　　第二类，是我们对新兴市场带来一些巨大的需求，比如说你实现可持续发展，清洁能源，清洁材料等等有一些高新技术，智慧城市，也有很大得逞求。

　　第三个就是基础设施，因为2亿人，3亿人，7亿人，8亿人，他总是要分布在不同城市，2万多个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那么这些超大城市，特大城市，中小城市等等，它们在不同空间分布中之间要解决基础设施问题、交通设施的改变来加强城市之间的连接，那么这里头我想恐怕还有非常大的市场远景。

　　第四个就是我们城市化进程中要解决更重要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改革，如果不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些制度上的差异，我们城市化要进入一个良性轨道是做不成的，所以真正的坚定信心、坚定不移的去推进改革，然后再辅以各种政策的配套措施，那么按照既定目标循序渐进的去走下去，我想中国城镇化会给中国带来20年的好的红利。

　　城镇化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去面对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面临着各种，各个城市来制定因地制宜的一个改革的方案，这是目前非常迫切的。但是我们也要面临着更大的阻力，这种阻力已经成为城镇化现在发展的一系列的障碍。

　　刘戈：关键是农民的地能否以合理的价钱及自愿的方式获得它的价值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除了解放生产力，在城镇化的过程当中，公平正义一定要坚持。其实一方面，我们农民的地能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以合理的价钱自愿的方式能够获得它的价值，另外一方面，已经进入到城市里面的广大农民工，他们的权利。虽然现在我们知道，如果给农民工以户籍，那么对于原来的城市人口来说是一种利益的重新分配，但是要考虑到，这么多年来他们对城市的贡献有多大。我们现在很多城市的市长们，他们在考虑的时候更愿意，尤其像我们的人口流动更多的是从中西部地区向沿海发达地区的流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城市更多的去获得了这些劳动力对于城市的贡献，而不愿意承担他们有可能产生的负担，那么这其实不能够由市长们的自觉性，自然而然的去解决，这需要中央的顶层设计来强力的进行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