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启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这次思想解放，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理念，解决了和平时期党和政府该干什么的问题。共产党告别了基于教条主义的政治癫狂，开始回归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

　　第一次思想解放虽然没有真正的知识更新，但经济机器一旦启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维持，地方有了经济决策的空间，特别是农民的市场活动事实上已经无法禁止。决策者不得不接受现实，但在“理论上”，依然把市场仅仅看作一种“补充”。

　　第二次思想解放发生在在1992年及随后一个时期。这次思想解放有了真正的知识更新。邓小平率先打破僵局，提出了一套新的理念，其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策者们体会到，政府不是万能的，即使政府想一心一意发展经济，它也不可能“一手擎天”。于是，要搞市场经济，让市场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这一轮思想解放进一步解放了中国的生产力，使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成绩。除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较大经济波动外，中国经济总体上相当稳定，甚至在世界经济形势很不好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仍然表现得比较出色。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两方面的经济问题集中凸显，一是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效率比较低，二是出现了中产阶层的“孕育焦虑”，全社会显现出紧张、浮躁与信心缺失的负面心理。从人均经济水平与经济结构看，中国正处于中产阶层崛起、壮大的关键时期。但是，经济运行效率低下，将使经济发展减速甚至停滞；中产阶层不能发展壮大，社会稳定将无坚实基础。

　　导致这两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以致市场经济存在严重缺陷。第二次思想解放抛弃了“政府万能论”，决定要发展市场经济，但既往的经验证明，市场经济不是想发展就能发展，市场需要主体，而主体的规定性特征是产权关系。

　　目前，我们大体形成了产品市场，但要素市场没有建立起来，土地、劳动与资本这三大要素的市场均不健全。没有健全的要素市场，市场经济就像一个人缺了两条腿，只能靠手臂匍匐前行。

　　就土地而言，建设用地一级市场是政府垄断的，而且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不统一；农地流转市场因农地产权不明晰，交易成本高、效率低。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尚未消除，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种分割难以打破，也与土地制度有关系。土地的低价使农民舍不得放弃土地进城，而土地市场不自由，又将进城农民返回农村的路堵死了。

　　妨碍我们建立要素市场的因素很多，而根本原因是对建立科学产权制度的漠视。一部《物权法》曾经使我们乐观，但这部法律因其自身缺陷远没有发挥预期效力。有学者曾经以为，可以通过农村土地承包权的“物权化”，使承包地变为农民的“准私有财产”，从而解决土地的产权明晰问题，殊不知这一理念在实践中成了笑柄。

　　困境终须破解。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的作用提到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高度，表明决策层将最大限度地简政放权，增加市场的自由度；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表明农民将得到与土地有关的多种权利，土地将实质上成为农民的财产；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的统一，表明国家将打破土地市场的政府垄断，围绕土地而形成的僵化利益格局，将有重大调整。

　　对于农民拥有土地财产权，人们常常表示忧虑，其实大可不必。例如，人们常说的土地产权所导致的土地占有两极分化，就有一些误解的成分在里面。据史学家的研究，中国古代在土地占有方面，两极分化情形的确存在，但并非普通现象。从我国土地改革的历史文献看，民国政府时期的土地分配，有的地区两极分化明显，有的则不然。但凡两极分化严重的地区，总有严重的官员腐败问题，官员强取豪夺，用权力将别人的土地夺到手中。有些情况下，则是因为政府对私有权不能有效保护，老百姓不得不将自己的土地“献给”豪门望族。所以，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恰恰是对私有产权保护不力造成的。

　　财富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技术、知识、资本以及企业家才能。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发达国家，土地要素回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就10%左右，其余的国民收入主要靠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取得。资本收益因市场竞争产生平均化趋势，而人力资本所获收益也因教育机会的公平，有了相对的平等。惟有企业家才是社会的稀缺资源，极少数商界巨子获得海量财富，这种不因土地占有而产生的收入差距，是一个社会保持活力的必要条件。

　　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曾经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他希望在更大发展的基础上，建立更完善的民主政治。从理论上说，适当的私人财产权的积累，以及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没有稳固的私人财产制度，贸然地全面推进民主政治是十分危险的事情。用较长的时间建立合理的所有权制度，是推进民主政治的必要准备。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