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意义上，政府职能能否发生与市场经济要求相一致的变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关键。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于有五千年自然经济的历史、又经历了40年计划经济的中国而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一场革命。

　　市场配置资源是资源配置效率最好的体制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效率有生产效率、劳动效率、投入和产出的效率，但最重要的是资源配置的效率。资源配置就是所有的资源在现在和将来，如何分配到各个领域、各个产业、各个区域，才会效用最大。人类历经了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3种经济形态或3种资源配置体制。自然经济是相对分散的个体，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分配有限的资源。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是在一国范围内，通过计划的方式分配资源，由于计划者的信息和知识有限，加之信息的时滞，以及人类追求自我利益的倾向与计划经济极端强调所谓全局利益的宗旨不太协调而难以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以低效而告终。现在看来，只有市场经济才是资源配置效率最好的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之所以在资源配置方面最为有效，一是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符合人类本性，能够刺激和调动人们的激情；二是所有的资源都能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发挥最佳作用；三是经济运行所需要的知识的创造、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能力强。亚当·斯密说：“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其生产物能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个人处在他当时的位置，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和立法家好得多。”非常推崇市场经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也认为，专家和领导所掌握的知识和信息，并不等于人们处理问题的全部知识和信息，每个人都掌握着与自己从事的职业相关的可以利用的信息，因而依据这种信息决定的决策只能由个人作出，或者必须有他的积极参与才能作出；四是实践证明，作为分散的个体，谁都必须按照市场价格的导向行动，这就在冥冥之中更容易遵循经济规律。

　　市场配置资源的最佳效果是平均利润的形成，即各种资源都恰到好处地配置到了最能发挥作用的产业和用途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作用。但要达到这样的效果，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健全的制度载体。市场经济体制制度载体的要件：一是健全的微观主体，要求产权必须明确，能以自己的财产权承担成功或失败的责任；二是政府职能必须是服务性和监督性的，是严格限制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不能直接扮演市场主体，不能错位，更不能篡位；三是没有地方保护，没有行政垄断，体系健全的统一市场体系；四是能够充分竞争，自由流动，自由进入；五是对所有公民、企业是一视同仁的、公平的。

　　显然，我们与上述制度安排还有一定距离。我们的社会正进行两个转型：一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一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比没有经历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的转型要难得多，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强大的行政体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以及盘根错节的组织和利益群体。这就决定了中国改革的难度。在历史上没有经历市场经济的中国，实现“两个转型”，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一场伟大的革命。

　　必须把凡是能由市场形成的价格都交给市场

　　当人类还没有选择或者说刚刚选择计划经济体制的时候，经济学家冯·米塞斯就断言，离开了市场价格，你将不知道资源的稀缺程度，你将不知道资源怎样分配才能效用最大。在市场经济下，一切信息都通过价格来反映，一切利益关系也通过价格来表示和调整。当某种资源稀缺了，其市场价格就会上去。价格上去了，使用者要么节约该资源，要么寻找其他的替代品，要么把更新的替代品创造出来。某种资源在哪种领域、哪种产业效用大、回报高，该种资源就自动流向那个行业，这就是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这种均衡不断被打破，并不断地再平衡，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

　　通过市场价格来配置资源，产业和企业必须有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有吸引各种资源的能力。各种资源在选择流向的时候，会自觉遵守比较优势规律，从而达到自身效用的最大，也使整个社会充满创新的活力。

　　我们往往喜欢干预价格，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干预价格通常会使价格反映的信息失真，造成资源的错误配置。例如，面对2008年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我国采取的诸如家电补贴、汽车补贴等救市措施，造成了一定误导，使本来过剩的产能更加过剩。又如，资本的价格，特别是银行存款的利率，长期被人为地固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使得可以用人们的存款去支持那些效益并不见佳的企业和地方政府扶持的项目，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还有，我们的经济发展过程没有充分地计算资源和环境的真实价格。另外，一些地方政府的个别领导，通常给一些企业特别是招商引资的项目特别优惠的政策。凡此种种，都是对价格所反映的经济信息的扭曲，是对价格机制的破坏，是对市场经济的无知。

　　当然，能反映真实经济信息、反映供求关系的市场上真实价格的形成，是需要一定条件的，这就是前文论述过的市场经济的制度载体，其中关键的是，健全的微观主体和不受干预的健全的、可以自由进出的统一的市场体系。

　　必须转变政府职能

　　我们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推进旨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由于路径依赖，这比那些没有经历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要难。最难的有两个方面：一是认识层面，我们总想把传统体制最核心的东西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结果是国有企业过大的比例和垄断，对市场频繁的干预；二是继承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强大的、可以左右一切的、无所不管的行政体制。

　　经典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下政府与市场关系定位的论述，和先行发展的国家在实践中形成的对政府与市场功能的划分，有其科学性。亚当·斯密明确指出，政府的职能一是公共安全，“在于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二是法律秩序，“为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的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辱或压迫，换言之，就是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三是其他公共产品的提供，“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这类机关和工程，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质来说，若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的利润绝不能偿其所费。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创办或维持”。斯密这里讲的，实际上是现代经济学所讲的公共产品，除了上述国家安全、法律秩序外，还包括主要为便利社会商业、促进人民教育的公共设施和工程。在这些领域，政府具有比较优势，才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在一定意义上，政府职能能否发生与市场经济要求相一致的变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关键。换句话讲，从计划经济向市场改革的转换，重中之重在于转换政府职能，这涉及行政体制改革，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重新还给市场，涉及权力的调整、利益的调整，我们应当有壮士断腕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