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下一步的总体改革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战略部署，其中金融改革是整个改革中十分关键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把握下一步中国金融改革的趋势和总体战略，既要把握金融业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也要考察金融改革与当前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互动关系，同时金融领域以外的各个领域改革的深化(例如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等)也会直接与金融改革形成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

　　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比，金融改革更易于地从全局和总量层面进行突破，例如利率市场化改革等，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在金融改革领域积累的经验也会重点突破金融改革形成了支持，而且金融改革的突破对于带动整个经济转型也会有积极的带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金融改革有可能、也有必要成为下一步整个经济改革的主要突破口之一。

　　一、金融改革是三中全会部署的整个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

　　从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互动关系角度考察，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最优金融结构需要与相应阶段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相适应，以有效实现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如果一国的金融结构与其最优产业结构相适应， 则会促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成长， 创造更多的经济剩余， 推动资本积累， 从而有利于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的提升和经济发展。

　　三中全会强调，要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深化经济改革，那么如何在金融领域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支持经济增长的主要资源是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目前，中国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均程度不同地面临瓶颈，经济转型的重心转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加快制度改革和市场建设释放各要素活力，正如三中全会报告中强调的：“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就资金而言，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金融体系改革发展的出发点是适应劳动力、土地以及其他要素总体较为充裕的禀赋，重点强调金融体系动员资金的功能。因此，利率、汇率等资金价格的管制，以及能够迅速动员储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间接融资体系等总体上适应了前一阶段经济增长的要求。随着中国要素资源禀赋出现根本性变化，新时期对资源配置效率的要求已经超越了对铺摊子的规模诉求。这相应需要一个更加高效、市场化、富有弹性的金融体系支持经济转型。这就需要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来实现，也需要与其他领域的改革配套协同来实现。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在过去20年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投资活动逐步从低效率部门转移到市场化的高效率部门。然而，与此同时，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金融资源却仍然有相当比例配置在效率低下的部门，而大量成长性良好的市场化企业往往缺乏金融支持。金融资源的错配和扭曲加剧了传统部门的产能过剩，抑制了市场化企业的成长。尽管低成本融资补贴了部分企业，但却是以市场化企业较高的融资成本为代价的。如果这种错配能够得到矫正，市场化部门在金融支持上的抑制得到释放，其经济中比重能够进一步增加，总的全要素生产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三中全会强调，要通过改革来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下一步金融改革的深化与上述几个方面的改革目标的达到都直接相关。

　　二、下一步的金融改革要重点解决当前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

　　下一步，中国金融体制还需要通过改革，将重点转移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来，矫正金融功能、机构、市场以及监管等领域的结构失衡问题。具体而言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金融体系功能失调

　　如前所述，中国金融体系的很多方面还停留为传统经济增长动员资金的定位上，忽视了金融内在的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降低系统性风险的功能，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正在凸显出越来越多难以调和的矛盾和问题。

　　一是经济体系中存在大量得不到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目前中国金融体系的功能和结构主要围绕着为重工业初期的制造业和固定资产投资服务，通过利率管制人为压低资金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获得正规金融体系支持的往往是重资产的大企业，轻资产的服务业、农业、科技企业等的金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而后者恰恰是新一轮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点。

　　二是现有金融体系不足以支持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转型和产业的升级，也不足以支持城镇化推进中的大规模融资。新一轮经济的转型升级应当伴随着金融资源从重资产行业向轻资产的新兴产业重新配置，也即落后产能产业应当“去杠杆”，科技创新和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应当“加杠杆”。然而，在目前经济增长减速的背景下，重资产行业的杠杆率依然居高不下，新兴产业融资难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背后折射出以银行业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推动经济转型方面的低效率。同时，城镇化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目前，作为融资主体的银行体系“短借长贷”期限错配风险不断积累，资本约束监管趋严也制约了银行体系提供长期信贷支持的能力，迫切需要金融市场提供包括权益性资金、市政债、民间资本等多元化融资方式，以及养老金等长期资金提供者。

　　三是金融抑制引发的双轨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金融体系功能的紊乱和潜在金融风险的积累。利率和汇率是引导金融资源配置的有效市场信号，资金价格的双轨制必然导致资源的错配。在当前金融体系下，管制的利率体系与市场化的金融市场并存，在岸的人民币市场受到较多管制与离岸市场上自由的市场定价并存。以前者为例，目前银行主要的存贷业务品种仍实行利率管制，而非银行金融体系以及为规避利率管制而创新出来的金融业务则采取市场化的利率体系。利率双轨制以及相关的信贷投放的监管要求等衍生出大量的资金套利行为和所谓通道业务，并使得宏观调控面临的挑战压力加大。资金在银行业表内业务与表外业务之间相互转换，央行宏观调控的效果大大减弱。这些事实上的金融双轨制带来的种种问题，必须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来改进。

　　(二)金融市场结构失衡

　　一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低风险偏好难以支持经济转型升级。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在过去30年先后以重工业、科技行业为主的经济转型过程表明，在支持创新、动员金融资源方面，资本市场比银行体系更富有效率。而中国金融体系突出的特征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发展严重滞后。从融资结构看，2012年社会融资总量中，只有13.9%来自于债券和股票；从资产规模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在90%以上。间接融资主导的金融结构不仅导致系统性风险主要在银行体系内部积累，同时银行的低风险偏好决定了其难以将信贷资源向科技型和轻资产企业倾斜，对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金融支持十分有限。

　　二是行政管制和审批是导致直接融资欠发达的重要原因。债券市场方面，由于主管部门不同，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存在分割，无论是市场参与主体、上市交易品种还是市场的托管清算均未实现统一，且交易所市场发展滞后于银行间市场。此外，银行间市场还存在由商业银行主导的问题，导致风险实质上仍然高度集中在银行体系。股票市场方面，证券的发行和上市交易受到行政审批限制，大量有活力的创新型企业难以获得上市融资的机会。行政力量的过度介入相当于为股票、债券等证券品种附加了隐性政府信用背书，不利于投资者的风险识别。

　　三是股票市场结构仍待进一步调整。股票市场层次较为单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代办转让系统呈不稳定的“倒金字塔”形；养老金和保险等长期机构投资者发展迟滞，A股市场专业投资者持有市值不足两成，远低于发达市场七成左右的占比情况；一级市场价格严重高于二级市场，2012年新股平均发行市盈率为47倍，而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仅为17.8倍；估值结构不合理，蓝筹股价格明显低于非蓝筹股价格，绩差股价格畸高，严重背离企业内在价值。

　　(三)金融机构治理失范

　　一是股权结构不够合理，国有股“一股独大”现象依然突出。截至2010年底，中国银行业股权结构中，国家股占53.85%，国有法人股占6.81%，远高于全球大型银行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中国银行业股权结构的不合理，一方面使得银行的公司治理改革“形似而神不似”，行政因素和政治周期对于银行的影响相对突出，需要长期投入的发展转型难以顺利推进，基于良好公司治理的风险防范难以有效实现；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要求信贷规模持续扩张的情况下，银行很容易陷入“信贷扩张-风险资产累积-再融资-再扩张”的循环，而国有股占据主导地位也使得财政资金难以满足持续的银行再融资需求。

　　二是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权责划分不清。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本应以市场和公共领域为界限，形成互为补充的格局。然而，目前双方业务均突破了原有边界。一方面，商业银行参与的地方平台贷款一定程度上带有政策性业务性质。另一方面，部分政策性银行也逐步介入商业银行业务，依赖其拥有资金成本低、国家信用隐性担保、政策优惠等优势，与商业银行争利。同时，政策性银行偏离其初衷，也会使原有应得到政策扶持的薄弱环节融资难问题再次凸显。

　　(四)金融监管失位

　　一是监管机构零风险导向抑制金融市场创新。目前，监管机构在事实上强调零风险容忍，监管手段行政化色彩浓重，监管行为常常容易渗入到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使得金融机构的市场化、商业化经营行为难以充分开展，抑制了金融创新发展。现有的一些创新更多的是由表内到表外的规避信贷额度、资本要求等监管型创新，而不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型创新，反而容易形成新的风险。

　　二是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监管目标没有得到充分履行。从国际上来看，许多国家的监管机构都将金融消费者保护与防范金融风险作为金融监管的两大首要目标。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金融监管的职责都较多地关注金融风险和金融对国家战略的支持，而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维护强调不足。尽管一行三会在金融危机后均设立了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但总体来看，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仍处于起始阶段，在立法、协调机制、纠纷解决、教育等方面均待改进。

　　三是现行分业监管体制与大量涌现的、以大资产管理为代表的跨领域创新不匹配。综合经营的不断推进和跨领域金融创新产品日益涌现，对现行的分业监管提出了挑战。现有的监管体系缺乏明确的责任划分、良好的协调机制，分业监管体制造成了中央银行与监管部门，以及监管部门之间的行政分割，出现监管真空、监管冲突和监管重复并存、协调难度加大等问题，形成了监管体系中的潜在风险。例如，目前各金融机构开展的资产管理业务，由于归属于不同的监管机构，在资本要求、投资渠道上的适用规则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影响其资金成本，造成了通道业务等套利行为的出现。

　　四是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职责亟需明确。与大量新兴金融机构在各地涌现相矛盾的是，地方金融管理部门注重准入审批，但是在行为和风险监管等方面相对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挥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的指导和协调作用，适当下放部分金融监管权和政策制定权，明晰中央与地方在金融监管上的职责，从而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成为在全局的金融体系稳定与局部的金融市场活力达成平衡的关键。

     三、新一轮经济改革对下一步的金融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以金融改革来抓住全球经济再平衡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时间窗口

　　国际经济再平衡是未来一个时期影响全球经济金融走向的主题。放置到外部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金融改革的机遇来自于：一是发达市场的结构性问题短期内难以改善，急性病转为慢性病，并可能始终处于动荡的格局，由此带来的国际货币体系重构，为人民币国际化、金融机构加快“走出去”步伐创造了有利外部条件；二是以部分非洲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大有空间，推进在该区域资本输出不仅有助于消化国内过剩产能，同时可逐步形成非洲的人民币市场。从国际储备货币演进来看，美元国际化最大的推动力就是马歇尔计划。

　　(二)以金融改革来促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并支持城镇化的继续推进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然要求要素沿着调结构的路径转移配置。劳动力与资金价格的扭曲是过去三十年中国高增长模式的重要贡献因素。近年来，劳动力要素的短缺正在提高劳动力的价格，从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落后产能的淘汰以及外部不平衡的矫正。而资金价格的压制仍在继续。IMF曾有研究表明，中国资金的扭曲程度在全球来看都处于较高的水平。必须通过加快金融改革发挥资金的资源配置。通过发展直接融资市场体系，开展更为市场化的股本或债券融资，依托于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等市场化筛选机制，加速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同时为高新科技企业和战略新兴产业提供金融支持。通过促进市政债券、资产证券化等多元长期融资工具的发展，培育养老金、保险机构等长期资金提供者，满足城镇化融资需求。

　　(三)以金融改革来化解当前经济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金融风险

　　从中国历次金融风险的化解经验来看，加快改革是寻求防范和缓释风险的有效途径。过去30年整个经济处于上升周期、货币化进程还在进行中，以不良资产为代表的金融风险在经济快速增长和货币化过程中得以消化。而目前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货币化进程都难以达到过去的增速，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换阶段，结构转型的压力加大，同时货币化也在逐步进入尾声，因此，化解金融风险的这种传统政策逻辑需要作出重大改变，必须及时转移到深化金融改革上来，从上述分析逻辑看，一方面要加强对融资主体和金融中介的市场硬约束，强化市场纪律，从源头上控制金融风险的形成。另一方面，对存量的资产，可以采取更为市场化方式(如资产证券化)来处置消化。

　　(四)以金融改革配合财税改革、要素价格改革等多个领域的改革，提高改革的协同效应

　　当前的经济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财税、金融等领域中体制机制性问题往往相互交织并彼此牵制，某一个领域改革的单兵突进难以取得实质效果，需要综合改革举措的统筹规划。例如，金融市场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形成具有市场约束力的政府融资主体，这涉及到财税体制改革。金融市场机构投资者的培育又与养老金体系改革密不可分。

　　四、从三中全会部署看新一轮金融改革的基本框架和主要突破口

　　面对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新要求，只有坚持市场化导向，进一步释放金融体系活力，建成完善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运行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才能有效分散金融风险，为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经济转型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如果说上一轮金融改革主要致力于改革微观金融机构，新一轮金融改革的重点则应逐步转移到构建制度、完善市场、改进利率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上来。

　　从三中全会的重要部署看，下一步的 金融改革预期会从几个线索推进：

　　(一) 深化金融业的对内和对外开放。这主要包括金融业的对内和对外开放，具体包括降低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门槛、推动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等。

　　(二)金融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这主要包括利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开放、以及加快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的可兑换。

　　利率是引导资源优化配置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市场指标，形成市场化的利率水平对于促进经济转型具有深远意义。全面推进利率市场化必须建立在融资者、投资者风险收益约束清晰的基础上，否则会形成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和金融风险的积累。

　　从长期来看，培育更加透明和更具市场约束的投融资主体需要进一步加快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以及财税改革，调整融资结构，发展直接融资，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其中的关键是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鼓励金融创新。

　　从利率市场化角度看，需要在目前利率市场化取得长足进展的基础上，继续按照“先长期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的思路，进一步扩大中长期定期存款的浮动区间，并逐步扩大至短期和小额存款利率上浮区间，最后完全放松存贷款利率浮动限制。同时，逐步放开与存贷款有关联性或有替代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定价，推动整个金融产品与服务价格体系的市场化。进一步发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的基准作用，扩大其在市场化产品中的应用，同时促进利率品种的多样化和结构的合理化，形成完整的收益率曲线，各种期限利率实现动态联动变化。进一步确立市场定价权，允许市场化的债券违约的出现，使投资者能够独立判断客户风险并制定相应的风险溢价，形成风险收益曲线；加强金融机构风险定价能力建设，防止系统性定价错位。

　　在进行利率市场化建设的同时，应同时推进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从而尽可能降低改革对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的负面冲击。一是规范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金融竞争必将产生“优胜劣汰”，建议在深化金融机构产权和治理结构改革的基础上，设立存款保险制度，建立金融机构破产退出机制，以并购重组方式处置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问题金融机构。二是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正规金融体系。利率市场化的真正实现，需要放开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增加金融供给，使利率能够真正反映资金价格。

　　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良好的时间窗口。目前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融资活动中的使用得到明显促进。下一步，建议在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以此倒逼带动外汇市场、跨境投资、债券市场、金融机构本外币综合经营等领域的改革。

　　一是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和灵活性，发挥汇率对调节国际收支的积极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逐步扩大波动区间。推进外汇市场各项交易制度的完善，减少中央银行对汇率水平的干预和日常性外汇买卖，增加其对汇率形成机制的调节。发展外汇衍生品，为金融机构和贸易企业提供更为丰富的外汇避险工具和产品选择，增强其有效防范汇率波动风险的能力。

　　二是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根据相关研究机构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2011年《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的评估，目前中国不可兑换项目有4项，占比10%；部分可兑换项目有22项，占比55%；基本可兑换项目14项。总体看，目前中国资本管制程度仍较高，与资本账户开放还有较大距离。下一步，需要根据三中全会的重要部署和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所制定的“突出重点、整体推进、顺应市场、减少扭曲、积极探索、留有余地”的总体原则，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资中的使用，逐步拓宽资本流出渠道，放宽境内居民境外投资限制，逐步扩大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稳步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在这一过程当中，还要注重推进措施与国际金融形势、国内经济发展情况、企业承受能力的协调统一，并进一步健全跨境资本流动统计监测和预警，构建防范跨境资金双向流动冲击的体制机制，运用托宾税、零利率存款准备金等工具控制短期资本的过度流动。

　　三是以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为人民币国际化先行先试的参照，实现在岸市场的金融改革与离岸市场的发展的良性互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是境内的国际金融市场，一定规模的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对在岸的人民币可兑换可以提供先行先试的探索参考价值，在岸市场可以参考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状况，分析在资本充分自由流动环境下人民币国际化可能遇到的挑战，降低整个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同时也有助于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可继续率先在香港设计和推出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扩大人民币资产的交易规模，试点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的相关改革措施等。

　　(三) 以适应整个经济改革需要和经济转型要求为重点，有针对性地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一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在继续完善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制度的同时，推进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建设，积极引导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规范发展，鼓励证券公司探索建立柜台交易市场；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稳步发展期货及衍生品市场，扩大资本市场的涵盖面和包容度；做好金融市场与科技创新、现代农业、社会保障、新型城镇化建设等的对接与服务，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由要素投入型向创新驱动型发展转变。

　　二是大幅度提高债券在融资结构中的比重，促进场内和场外市场，银行间及交易所债券市场的互联互通。推进债券市场建立统一的准入条件、统一的信息披露标准、统一的资信评级要求、统一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统一的投资者保护制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场内和场外市场，银行间及交易所债券市场的互联互通，探索建立跨市场执法机制，逐步建设规范统一的债券市场。

　　三是落实三中全会提出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放松管制，夯实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基础，促进发行人、中介机构和投资主体归位尽责。监管重心从市场准入控制转向行为和过程的监督，发行审批重点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转移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上来，以信息披露为中心，不断提升财务报告的质量，帮助投资者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识别和承担证券风险，在此基础上实现发行制度的市场化。

　　四是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推动机构投资者的多元化。引导长期资金在平衡风险和收益的基础上积极参与资本市场，为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住房公积金、养老金和保险公司等参与资本市场提供公平高效的平台；引进境外长期资金，适当加快引进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步伐，特别是来自港澳台的机构和使用人民币的产品。

　　(四)强化金融改革过程中的金融监管

　　一是三中全会强调的是完善监管协调机制问题，特别是要加强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协调。在明确划分一行三会职权职责、特别是对交叉性金融业务和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职责的基础上，特别是要完善跨行业、跨市场、跨境金融风险监测评估机制，加强重大风险的识别预警，强化央行对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防范的协调职能。

　　二是落实三中全会部署的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需要根据不同领域的状况，适当赋予地方金融管理部门一定的地方金融监管职能，明确地方政府对地方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权力与责任，将类似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不吸收公众存款的小型准金融机构及其经营活动的监管权限交给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同时，提高省级金融管理部门的独立性，降低地方政府对本地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从而减少地方政府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干预。加强地方政府金融管理部门与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避免垂直管理的中央金融监管体系“鞭长莫及”、不同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各自为战”的问题。

　　三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

　　(五)三中全会提出的许多相关领域的改革与金融改革直接相关

　　一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会带动大量国有资产重组的金融服务需求，同时也会促进产业的重组整合，引发金融资源配置方式的显著调整。

　　二是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加上对保险和社会保障等机构发展的改革措施，会促进机构投资者的发展。

　　三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会促进现有的房地产金融出现结构性变化，从目前较为单一地集中在住宅金融，转向更为多元化的、兼顾城乡的房地产金融服务方式。

　　四是科技体制改革为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等促进技术创新的金融服务带来新的增长空间。

　　五是金融监管部门同样需要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对微观事务的管理，集中监管资源到风险识别和防范，为市场运行提供更为灵活的创新空间。

　　六是建立支持城镇化发展的金融体系。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将社会资金更多引入城镇化相关领域，也包括三中全会部署的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改革。积极创新开展农村房屋产权抵押贷款、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林权抵押贷款等业务，推动农村生产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开展市政收益债发行试点，综合运用资产证券化、引入保险和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拓宽地方政府融资渠道。

　　七是扩大对外开放和促进产业全球布局，为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化提供了新的动力。

　　八是三中全会部署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发展，也为文化产业与金融业的融合提出了新的要求。三中全会强调，要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源相结合。

　　可以预计，随着三中全会部署的一系列重大经济改革举措的落实并产生成效，中国的金融改革也会在多个领域取得显著突破，并为当前的中国经济转型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巴曙松[微博] 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厦门大学杨现领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