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1月9日），为期四天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正式在北京拉开序幕，社会各界人士对于改革的期待也将在本次会议中得到释放。关注改革的群体之中，企业家群体是非常重要的群体，因为他们对改革的关注，将在之后的企业生产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进而对于社会财富的积累有直接的诱导作用。对此，《中国企业家》独家采访了柳传志、陈东升、董明珠等企业家，透过他们的观点，可以管窥中国企业家群体对于三中全会的真实看法。

　　“不是一般的期待，而是有着极大的期待。”我们与柳传志先生见面时，谈十八届三中全会，他如此说。

　　这并非套话，而是肺腑之言。过去五年，中国宏观环境剧烈变化，从金融危机中的一枝独秀进入低速增长阶段，无论联想集团[微博]还是联想控股都经历了一次深刻转型。如今，联想集团成为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供应商，联想控股的整体上市计划也在顺利推进。然而，再往前迈进一步，仍有巨大的挑战，甚至是更大的风险。

　　柳传志认为，新一轮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如何释放民间投资，如何拉动消费，乃至土地确权都应是关注重点，必须让市场成为主导，而不是用政府行为来决定资源配置。

　　“十八届三中全会本身将是一次明确的政策宣示。”柳传志说，一个好的企业领导人要打造一支强大执行力的队伍，更应注意战略调整。

　　柳传志

　　柳传志：减少行政审批是最基本的

　　《中国企业家》：对马上要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哪些期待？

　　柳传志：把民间投资用好对国家确实非常重要，在金融领域这一块，怎么能够鼓励好民间的投资，外资以及中国老百姓的民间储蓄，能够直接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帮助，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政策。

　　第二，既然以消费为拉动，怎么能够让人民和老百姓富起来？钱有两个来路，一个就是政府现在做的，节约成本减少铺张浪费，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农民土地确权的问题，这是一个消费的重大来源，土地明确就是人家农民的，这个钱政府就别替人家花了。这个时候，如果再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一个很好的措施，能够让这些资金用到正常的发展中去，还能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这时候对消费拉动会形成一个正向循环，也是我们所期盼的。

　　第三就是把创新作为驱动。创新驱动以前说来说去就是技术和经济本身结合不到一起，怎么样能够真的把技术研究单位和企业密切结合，这本身要有所突破。国庆期间，习主席与政治局到中关村开了一个学习会，我提了一条主要的意见，主要就是怎么样能够把科技创新以企业为主体，能够落实下来，让经济和科技能够真正结合，再好的创新要变成钱非要在企业里变不可，这个东西是一个机制问题，需要政府认真想办法。

　　《中国企业家》:在减少行政审批、取消民间投资壁垒等多个方面，你认为哪个改革措施更重要？

　　柳传志：减少行政审批是最基本的，很多东西按照市场规则根本就没有必要，会耽误很多时间，而且增加了很多行政权力，这些东西不仅要消耗税收，而且耽误事。我们投资投了很多钱，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有过多的不必要的审批手续，这是非常典型的。

　　另外一个是用好财政收入，用好税收。不管怎么解释，中国的税收从企业税到个人所得税，在世界当中税负不算轻，但我觉得主要是钱没有用好，没有更好地支持到弱势群体这儿来。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会以市场化为基础，更加放宽市场的力量，这些东西都已经有了很多解读。但是在运作中，我相信会有很多困难，是不是真的能够克服好这些困难，我们不是完全没有担心。当年朱镕基政府在1993、1994年的时候，由于经济过热，金融放得过于宽松，决心要把银根收紧，收紧了以后很多企业倒闭，矛盾一度非常尖锐，当时政府就突破了那一关，为后来打下了基础。

　　《中国企业家》：未来五年，企业家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能扮演怎样的角色？

　　柳传志：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提出要让市场成为主导，一旦如此，企业家的作用就得以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就是只负责制定规则，你想往哪一个方向引导，就制定一个有利于哪方面的规则，而不是自己动手去帮助，让竞争不公平。为什么？有了规则大家就开始竞争，竞争之中谁有能力就走在前面，就会有突破。我们就是最典型的例子，80年代末的时候，联想就是通过给外国企业做代理，逐渐具备了做自己品牌生产的能力，但是拿不到生产批文，计划体制没有给我们，于是我们就绕道香港，在香港办了公司，最后国家在发现了我们以后给了批文。结果是，当外国企业全都进入中国后，我们能够和国外企业抗衡，而且最后取得了成功，那时把我们压死不给我批文，现在就没有联想了。

　　《中国企业家》:金融将是中国经济改革重要的一个方面，尤其在是互联网时代，你如何看待未来可能有的变化？

　　柳传志：金融方面的一些情况，真的是千变万化，随着新的融资方式出现，银行的作用被减弱，再加上互联网出现以后，典型的像阿里巴巴[微博]的金融方式，它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肯定会低很多，这些东西都是会给国家的政策带来新的启发，我们密切注意。现在民营企业能够投资银行，如果联想做银行的话，我们绝对不会按照老的路子去做，我们要考虑新的做法，比如怎么样把贷款和债转股结合。关于筹建民营银行，我们正在和市政府研讨，并不着急，这事不一定抢第一波。

　　陈东升

　　陈东升：中国四大领域亟待改革

　　《中国企业家》:2012年以来，除了经济上的问题，中国似乎出现了前所未有多的矛盾和新事物，让人有眼花缭乱之感。比如说像薄熙来案、曾成杰案这些影响比较大的案件。

　　陈东升：中国的转型是双重转型，它既是开放中的国家，也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有社会的转型，也有经济结构的转型。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问题，因为中国已经走到一个转型的阶段，所以过去好像没有这么多矛盾。解决这些矛盾，要靠改革积极引导。

　　《中国企业家》 ：很多人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充满期待，从企业的角度上看，你认为哪些方面是最需要改革的？

　　陈东升：中国企业面临着“四大高成本”的束缚——金融高成本、物流高成本、土地和房价高成本、庞大而低效的行政系统带来的高成本。金融管制以及垄断，使得中国的金融成本高企。中国的物流成本占总成本的20%，美国只有8%。飙涨的土地和房价，在不断地挤压着制造业的生存空间。这四个领域亟待改革。

　　《中国企业家》：2013年8月，利率市场化改革，终于让中国的金融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作为中国第五大保险公司创始人，你怎么看待金融领域的改革。

　　陈东升：经济崛起，必然伴随着金融崛起，然后才是自主创新和品牌的崛起。现在中国还处于经济崛起带来金融崛起的阶段。在不久前的一个金融高层论坛上，IMF副总裁朱民绘制了一个很有趣的地图，中国的人口、疆土、贸易、GDP都已经是世界级的，但是金融资产总量还不如香港。长期的管制和垄断经营，使得金融与中国经济的体量严重不符。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前，所有金融产品的定价都不是市场化的。金融领域绝大多数是国有大金融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他们同时是高级官员，金融家群体并没有崛起。这两个问题不解决，金融的崛起就是不存在的。

　　金融崛起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最基础的价格改革；第二个层面是包括利率、汇率、资本项、存款保险制度等核心制度改革；第三层面是金融监管放松，在控制核心指标的同时，让金融企业有更多的创新能力。有这三个层面的改革，金融繁荣的基础就奠定了，经济与国际接轨也奠定了，经过这一步改革中国才能真正成为市场经济国家。

　　尽管金融改革才进行到第一个层面，但这个时代对金融的需求已经像一股洪流。人们有钱之后，既要消费又要投资，全民理财时代已经到来。最近10年以来，房地产、绿豆、大蒜、黄金、古玩都成为游资爆炒的对象，投资渠道的短缺是这些投机现象的诱因。2012年中国金融资产有140万亿人民币，存款有40万亿人民币，当这么多钱要寻找有收益的金融产品时，金融的创新时代也不远了。西方的金融创新就是把社会上的可收益资产，不断进行分类、切割、债券化、证券化、杠杆化——1份资产可以放大5倍到10倍，这样整个金融的总量就会有一个爆炸式的增长。

　　大金融时代的到来也是消费时代的到来，也是中产阶级崛起的到来，这三个概念是相辅相成的。消费时代、全民理财时代到来，必然会聚集巨量金融资产，中国金融行业充满了令人遐想的未来。

　　董明珠

　　董明珠：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让老百姓过得好一点

　　《中国企业家》:当前社会最让你担忧的是什么？

　　董明珠：欧债危机时在意大利，与当地工人聊天，他们的最低保障是800欧元，我说你们800欧元过得也挺好，只要不买名牌衣服，一天三餐饭算一算也很好，这样的社会保障我都不想干活，干脆到你们这来算了。

　　我就问，你们这里的人岂不是都愿意失业？他说不是，哪怕只有900块钱，他们都愿意拿着这900块钱去干活，而不愿坐在家里拿救济，这就是我们讲的社会文化和国家导向。30年改革开放，我们的物质非常丰富，但我们的精神说老实话真的是在走下坡路。倡导的是索取，根本没有奉献，我记得十多年前，我提出奉献精神，别人都笑话，说你都什么时代的人了。

　　我们的教育真的是非常失败，教育基本是以盈利为目的，这就有大问题了。民营企业也去搞教育，为什么去搞，有钱赚啊，这概念就不同了，因为你带着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去做这件事，势必要做的非常恶劣，并是以伤害别人为条件。

　　《中国企业家》：在你看来，应该如何解决这类痼疾？

　　董明珠：怎么解决？中央去解决，我只能把空调做好。

　　《中国企业家》: 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你有怎样的期待？

　　董明珠：就是让老百姓过得好一点。人一生就是短暂几十年，说老实话，不管老人也好，年轻人也好，让每个人在阳光下都能有一席之地。我们国家应该进一步强化我们的法治建设，法治建设不能不摆在前面;第二就是道德建设，我现在的规矩，所有的干部出差只能坐经济舱，我出行也做经济舱。就两三个小时，你坐公务舱也是做，坐经济舱也是做，但前者代价是经济舱的三倍。有人说你要考虑形象，我说什么形象？你搞得再派头，拿不出东西来也没有意义。人还是要干些实实在在有意义的事情。

　　《中国企业家》:有观点认为当前企业税负太重，呼吁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财税改革，你是否认同？

　　董明珠：我从来不提倡什么国家减免税收，关键是税负平等，税收要透明，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是相对来说你的制度建设要跟上去。政策给力不给力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公平，任何时候都要强调一个公平性，这样市场才有活力，企业才有竞争力，才能推动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