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国企改革重在体制改革
本报记者就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专访厉以宁教授
城镇化=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将于明天至12日在北京召开，全会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本报记者就当前宏观经济形势采访了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厉以宁教授。
要使国企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经营主体，
不能名不副实
记 者：您对当前世界技术创新趋势的基本判断是什么？面对这一趋势我们该从何处出发？
厉以宁：当前西方国家的技术创新有两个趋势：一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相融合，二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相融合，特别是与现代服务业相融合。我们一定要跟上这两个新的发展变化趋势，否则就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并最终被淘汰。制造业在一国产业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现在我国的制造业缺乏世界知名品牌。我们应加大力度发展制造业，特别是应重视民营企业在振兴我国制造业发展、创造世界知名品牌中的重要作用。
记 者：当前国企改革的重点是什么？如何与民企转型实现双赢？
厉以宁：对国有企业而言，目前重在体制改革。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分两个层次：较高层次是指国有资本体制改革，较低层次才是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就国有资本体制改革而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中央所属企业的监管机关，应优化国有资本的配置效率。我认为，可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之下设立综合性或行业性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哪个领域缺少资金支持，可加大投资；哪个领域产能过剩，可减少或撤出投资。总之，应把国有资本投资到最有价值的领域，优化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就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而言，现在大多数国有企业都是股份有限公司，不少还是上市公司，表面上看拥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但很多名不副实。要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经营主体，就应该严格按照法人治理结构对国有企业进行治理，并通过股东大会对其进行制约。只有这样，国企与民企才能谈得上公平竞争与互助合作。
对民营企业而言，目前重在转型。转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发展方式的转型。既应重视生产数量，也应重视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并树立品牌意识。二是营销方式的转型。不仅应重视生产环节，还应重视产前产后服务环节，这样才能真正赢得消费者与市场。三是管理体制的转型。家长制、家族制管理在民营企业发展初期往往具有积极作用，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这种管理方式却会阻碍生产效率的提高。应按照现代企业管理体制，把家族成员持有的股权与企业经营权区分开；同时完善用人制度，用人唯才而不是唯亲。四是管理理念的转型。民营企业的传统管理观念往往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但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与其他企业开展互助合作，“肥水流入外人田”，有利于实现双赢，也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
城镇化应“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
大城市实行“积分制”
记 者：中国的城镇化能否沿袭西方城镇化模式？
厉以宁：有关统计显示，当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0%以上，超过很多人的预期，主要是因为这个统计把在城市居住了半年以上的农民工都算做了城市人口。如果按拥有城市户口的人数计算，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30%多，与欧美发达国家80%左右的城镇化率相去甚远。按照发达国家这个比例计算，假定再过一二十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就需要有12亿人住在城镇，即在当前6亿多人口生活在城市的基础上还需增加5亿多人进城，届时城市恐将不堪重负，城市生活水平恐将大幅下降。因此，中国不能照搬西方城镇化模式，一定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
中国的城镇化模式应该是“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其中新社区是中国城镇化的最大特色。老城区应进行改造，如改造棚户区、城中村等，变成商业区、文化区、服务区以及宜居区。在试验区、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新城区，应大力发展商业，吸引民众定居，不能到了夜晚就成空城。新社区建设作为中国城镇化建设的重点，首先应建设新农村，这需要将村的建制改为社区自治，还需要到位的公共服务以及城乡社会保障趋向一体化，这又涉及户籍制度。将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合二为一，并非一朝一夕的事，“积分制”与“分区推进制”可双管齐下。大城市实行“积分制”(例如上海)，将教育背景、专业技术职称和技能等级等作为积分项，积分达到要求即可解决户口。在新社区(包括部分新城区)，条件成熟时可实行“分区推进”，即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解决户口问题。
中国的创新人才
记 者：面对未来，中国真正增强竞争力的途径在哪里？
厉以宁：美国《华盛顿邮报》曾于2011年9月刊登一则长篇通讯，标题是“美国究竟应该害怕中国什么？”文章指出，美国应真正害怕的，不是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也不是中美不断缩小的GDP差距，而是中国不断涌现的创新人才。该报记者在北京中关村一家咖啡店调查后发现，该咖啡店几乎每天都坐满了来自名牌大学的博士、博士后，还有一些研究机构的年轻研究人员以及民营企业家。他们整天在那里谈创意、创新、创业等问题。这恰如30年前，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等都是美国大学城咖啡店的座上客。或许再过二三十年，中国大量的创新人才就会从这些人里出现。在我国当前鼓励创新的政策环境下，各市场主体应有敬业精神和创业精神，并通过产权激励等各种制度鼓励创新，这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方法，也是国家增强竞争力的途径。
本报记者 吕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