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进入挂牌倒计时的上海自贸区是中国新一轮“以改革促开放”大战略的重要决策。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30多年，每十年都是一个增长长周期，第一个十年(上世纪80年代)是要素红利期，第二个十年(上世纪90年代)是制度红利期，第三个十年(本世纪都十年)是全球化红利期。而今，以上海自贸区为代表的改革开放新战略已经启动，这势必让中国获得新的增长红利、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

　　目前，中国建立了6种类似的经济特区，包括保税区、保税物流区、保税港区等，上海自由贸易区是国家拟建设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理论界将其视为与1979年建立深圳特区、2001年加入WTO同等级别的重大改革举措。

　　此时，国家推出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到底有什么深远的意义？事实上，就大趋势而言，中国以要素红利为主导特征的第一轮“全球化红利”将趋于结束，迫切需要开启第二轮“全球化红利”。第二轮“全球化红利”有别于依托低要素成本参与国际分工所获得的第一轮“全球化红利”，就是通过构建新全球价值链和庞大的内需市场，吸收国外高级生产要素，如技术、人力资本等来推动中国经济升级，而上海自贸区战略就肩负着这样的使命。

　　上海自贸区所承载的使命体现在：首先，上海自贸区需要担当构建国家价值链，提升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的水平的重要使命。以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是我国出口贸易的龙头之一，由于我国加工贸易的零部件和原材料过度依赖进口，形成了研发和营销“两头在外”的模式，再加上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过短，对配套产业的带动作用不足。因此，需要进一步调整加工贸易的方式结构，加快构建国内价值链，特别是如何积极参与加工贸易的企业应加强自身优势的培育，使跨国公司将更多的设计、生产、流通和服务环节放在中国，优化母子公司之间的分工关系，促使加工贸易由单纯生产向综合服务和全球运营方向转型。按照“十二五规划”延长产业链，提高增值含量的要求，在促进内外资加工贸易协调发展的同时，加强加工贸易产业分类评估，明确细化禁止、限制类产业目录建立准入退出机制，通过财税、金融、品牌认证等手段加大引导力度，积极培育核心竞争力。

　　另一方面，近十年来，随着中国市场在全球影响力的持续提升，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希望在上海设立亚太区总部甚至全球事业部总部、全球性研发中心。上海在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集聚方面，正处于历史性的战略机遇期。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扩内需政策将进一步激发国内市场增长潜能，逐步提高的劳动力素质和相对完备的配套能力为吸收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外商投资创造了发展条件，跨国公司将全球战略重心从欧美市场向以中国为核心的亚太区新兴市场转移的趋势日益明显，这带来了整个价值链的转移。截止到2012年9月底，上海已累计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393家，成为中国内地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最集中的城市，无疑，上海自贸区将肩负着如何进一步吸引全球高级要素向中国集聚的“洼地”角色。

　　上海自贸区战略不仅是国内新一轮改革的迫切要求，也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新一轮全球化的倒逼使然。从国际大环境看，当前，不同贸易体系下的谈判内容更加侧重贸易与投资并重、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相关联。尤其是TISA(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加速推进。更高标准的国际自由贸易协定在框架、内容、要义等方面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与规定。例如，大多数TISA谈判参与方在金融、证券、法律服务等领域已没有外资持股比例或经营范围限制。而我国这些领域的政策仍停留在传统的WTO多边贸易框架体制下，银行、证券、保险、电信等行业在上一轮加入WTO谈判时仍保留有许多限制外资准入的措施，缺乏参与TISA谈判的基本条件。TPP、TTIP谈判更是由于国际政治等原因，将中国排除在外。目前我国在新一轮区域自由贸易谈判中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

　　一旦TPP、TTIP自贸区谈判达成，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世界贸易规则、标准和格局，挑战现有贸易规则体系。美欧等发达国家将会在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等方面制定新的规则，这无疑提高了非自贸区成员国的“进入门槛”；另一方面，由于自贸区具有对内开放、对外限制的特征，因此，会对区外经济体构成更高的壁垒，会产生贸易转移的效果，而这也意味着中国贸易、投资等的国际竞争压力。

　　鉴于此，国家加速推动上海自贸区建设显然更具全球化视角。一方面，中国正在准备积极参与到全球自贸区谈判中来，并推动中国全方位的自贸区战略，保障中国全球化利益。另一方面，上海在贸易、金融、投资、航运、港口、关税、 “负面清单、离岸市场等领域的改革，以及加快服务业开放、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与试验区相适应的监管等制度环境等重点制度性创新，正是国家欲借推动国内自贸区建设为契机，倒逼国内市场化改革，推动中国与新一轮全球规则体系接轨的战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