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 冯磊

　　2012年四季度，本文作者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提出了“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基本主张，几乎同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等人发表《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提出“八双”为核心的政策主张；2013年以来，李扬等学者也开始在不同场合呼吁更多地从供给面去管理中国经济。

　　这么多的学者走到同一个方向，实际上反映了“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是中国经济政策的一种必然选择，而对于如何从供给侧管理经济、推动改革，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首次完整地提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改革思想体系，希望引发更多探讨。

　　总需求管理走到死胡同

　　过去十多年，中国的总需求管理有很多教训值得总结。从当下看，靠政策进一步扩大内需或扩大外需都很难；从长期看，总需求管理对经济增长是无效的。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原本不是问题，但现在回顾历次干预的结果可以发现，事实上，总需求干预之手频繁出击并没有熨平周期，反而从某种程度上放大了经济的颠簸，使经济周期越来越短。而且，每一轮“踩油门”后，都难免遗留下大批过剩产能、银行不良资产和地方政府债务；每一轮“踩刹车”下去，又都客观上造成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大批倒闭和股市暴跌。当经济政策的眼光被过多地吸引到总需求和短周期管理方面，就难免造成对供给面和经济深层次改革措施的忽视。

　　李克强总理在谈到当前经济发展问题时曾指出，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实现预期目标的空间已经不大。中国过去十多年来为扩大内需或外需，能够使用的政策资源正在消耗殆尽：连续多年货币超额发行后，在大量银行不良资产亟待消化的背景下，再扩张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不可行；多次大大小小的财政刺激后，在地方政府债务亟待消化的背景下，再通过财政政策扩张投资后遗症越来越多；多年汇率保护、出口补贴等刺激后，在欧美日经济缓慢增长的背景下，进一步扩大外需更不现实。此外，在当前二元金融体制、高利贷泛滥的背景下，民间投资也很难增长；社会保障体制没有根本变化、利率较高，居民消费也难以进一步扩张。

　　总需求理论本来就是研究经济短周期的理论，凯恩斯作为总需求管理理论的鼻祖，也并不用总需求理论分析长期经济增长。即便总需求管理理论提出的财政或货币政策能够产生一定效果，也注定是短期的。因为政府在这一时期通过低利率等货币政策或财政赤字扩大投资的财政政策吹大的泡泡，会在下一时期瘪下去；反之，这一时期被压抑的总需求，也会在下一时期弹起来。无论总需求管理政策把投资和消费提前还是延后，最终都不能改变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

　　当我们沿着总需求路线走到死胡同时，如果换个角度从供给面分析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前景，放开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就会别有一番天地。

　　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受到高税收、高社会成本、高垄断、高管制等“供给约束”，只要通过减税、降低社会成本、放松垄断、减少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给约束”，就可以提高经济的短期增长率。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在人口与劳动、资本与金融、资源与产权、技术与创新、制度与分工等五个方面存在“供给抑制”，只要通过放松人口生育控制、放松户籍制度、减少资本与金融管制、优化土地与资源产权结构、推动国有企业等低效率领域的制度改革等措施，解除“供给抑制”，就可以提高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

　　古典供给经济学、传统供给学派

　　到新供给主义经济学

　　19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和法国经济学家让·巴普蒂斯特·萨伊等提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思想，认为“当一个产品一经产出之际，即在它自己的全部价值的限度以内为另一个产品提供了市场”。特定产品的局部供需不均衡可能存在，但全社会整体的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不会发生。萨伊曾宣称“除非政府当局愚昧无知或贪得无厌，否则一种产品供给不足而另一种产品充斥过剩的现象，决不会永久存在”。

　　古典学派的上述观点在短缺经济条件下更有现实意义。几次工业革命后，社会生产力快速增长，不断提高的供给总量与需求总量之间的差距开始显现，周期性经济危机往往伴随着生产过剩、失业率高企，传统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已难以解释经济发展的现实。

　　对此现象，马克思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是理想中的经济运行状态，复杂的流通环节有可能会中断这个过程。凯恩斯则以其著名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回报率递减、流动性偏好”三大假说为立足点，认为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形完全可能出现，但同时凯恩斯也表示，“只要执行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使投资等于充分就业下的储蓄，萨伊定律是可以成立的”。

　　在面对所谓“相对产能过剩”或“总需求不足”的问题时，马克思和凯恩斯提出了不同的用政府“有形之手”解决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入手，认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造成社会整体购买力的不足，引发经济危机，他主张用政府计划手段来解决问题；凯恩斯则提出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克服阶段性的需求不足。

　　二战以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采用了马克思的计划经济体制，迅速建立了强大的工业体系；而欧洲、美国等大部分国家则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市场的办法，也迎来了战后近三十年的繁荣。

　　然而，长期执行政府计划或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都逐渐使经济失去了活力，到1970年代末，中国的计划经济严重缺乏活力，美国、欧洲经济也陷入了“滞胀”的泥潭。接着，邓小平时代的改革让中国经济重新焕发了活力；里根政府所采纳的供给学派经济政策也开启了美国经济繁荣的三十年。对于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实践，我们知之甚多；而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又有哪些呢？

　　供给学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芒德尔、拉弗、万尼斯基、肯普、罗伯茨等人认为，在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中，供给处于首要的决定地位，决定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是供给，而非需求。产出的增长最终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经济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如何促进生产、增加供给。

　　与古典供给学派不同的是，传统供给学派并不认为经济完全不需要干预，而是认为干预的重点在于供给方面，而非需求方面。具体地说，就是通过财政政策强化对生产活动的刺激和支持。当然，由于传统供给学派认为企业家精神和自由市场是创造财富的关键因素，所以其提出的干预措施同自由主义比较接近，如反垄断、解除各种管制、主张经济的民营化和自由化，并建议在国内限制甚至取缔工会组织以便降低企业的人工成本，在国际上通过政治力量干预石油价格以便降低企业的原材料成本等。

　　作为传统供给学派核心理论的“拉弗曲线”证明，减税会在短期减少财政收入，但长期来看，如果较低的税率刺激了产出，最终一定会增加企业和居民收入，并使政府税收总额在较低税率下回升到减税前的水平。为了推动减税，必须压缩那些效率低下、浪费资源的政府支出和转移支付。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正是从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实践出发，结合传统供给学派和邓小平“解放生产力”的改革理论，针对中国经济运行机制、长期增长潜力、国民收入分配以及房价物价等问题而提出的一整套经济管理理论和改革思想。

　　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虽然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同马克思和凯恩斯对古典供给经济学的评价，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是理想的经济运行模式，但是，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这种理想状况有时候不能自发实现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分配机制缺陷或需求不足，而在于技术和产品的生命周期。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与需求循环往复的交互作用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力量。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可以由此划分为四个阶段：

　　新供给形成阶段：当新供给随着技术进步孕育产生，社会旧有需求结构仍在延续，经济处在新周期的导入期，经济潜在增长率开始回升；

　　供给扩张阶段：当新供给内容被社会普遍接受，新的需求被创造出来，新供给与新需求形成良性促进，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潜在增速不断提高；

　　供给成熟阶段：该阶段的生产技术进一步普及，社会资源纷纷涌向该项供给领域，供给数量迅猛增加，而需求回落，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机制出现中断，但供给仍然维持惯性增长，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开始降低，经济潜在增速回落；

　　供给老化阶段：过剩供给短期难以消化，过剩产业资本沉淀不能退出；老供给不能创造需求，造成总需求持续下降；新的供给力量尚未产生，经济陷入萧条。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在新供给形成阶段和供给扩张阶段，新供给不但能够自动创造需求，而且所有产品销售收入最终都会变为要素报酬，而资本、劳动和资源等要素报酬要么转化为消费，要么形成储蓄并转化为投资，形成新的需求。然而，一旦一种产业的生产技术普及到一定程度，进入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就会形成产能和产量过剩，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过程就会中断。

　　任何一项社会主流技术和主流产业，早晚都会进入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因此无论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抑或是通过计划手段增加或抑制老供给，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技术周期和供给老化问题。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吸收部分过剩产能，但长期可能反而进一步鼓励了过剩产能扩张，加剧供需矛盾，阻碍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并且削弱经济的自我循环能力。类似iPhone手机这样的新供给从来都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相反，很多政府扶持的产业，如中国的太阳能光伏产业，后来都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

　　新供给主义也不认为政府限制某些产业的政策有助于恢复“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机制，不仅如此，一旦判断失误，政府对很多产业的政策限制可能造成下一阶段的需求不足。比如中国上世纪90年代末限制电力行业的发展，造成了之后多年的电力供应不足。

　　在实践中，真正有效的办法是激发企业家精神，吸引社会资源创造新供给，并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如此才能使经济尽快恢复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运行轨道。为了刺激新供给，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正确做法是通过“放松供给约束”的系列政策大幅度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打破生产销售僵局，让市场通过成本价格传导机制快速消化过剩产品，在较短时期内恢复均衡，并通过这一系列政策激发企业家精神，吸引社会资源向新供给领域集中，恢复增长活力。

　　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不仅在宏观上是恢复经济均衡的必然循环，在微观上也一样。例如在乔布斯创造出i-Phone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原本是不存在的，而一旦它面世，新的需求就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当资本、资源、劳动开始向新供给集中，老产业的产能过剩将自然消除，整个经济不但可以恢复均衡，而且将开始新的增长。

　　总之，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与需求动态均衡的打破属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阶段性、局部性问题，其与技术扩散和产业生命周期密不可分。生产的过剩是相对的，阶段性和局部领域的供需矛盾可以随着资源逐步向新产业领域配置而消解。当宏观经济从供给到需求的传导过程遇到阻碍时，既不应当用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手段，比如产业政策，去彻底破坏市场机制，也不应当用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手段人为扩大旧产业和旧经济的总需求，而应当为市场释放新供给创造条件，引导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最终通过供给结构的调整，让经济回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运行轨道，恢复“供给与需求的自动平衡机制”。

　　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把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归纳为“放松供给约束”，把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精髓概括为“解除供给抑制”，进而提出全面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的经济思想和改革措施。

　　以“放松供给约束”为核心的短期改革主张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学派就是在凯恩斯主义盛行若干年后的特定背景下产生的，他们的大部分政策主张是在解除凯恩斯主义遗留的“供给约束”，如税收约束、成本约束、垄断约束、政策管制因素、公共财政和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约束等。

　　1981年里根政府提出著名的“经济复兴计划”，该计划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率、减免企业税负；削减社会福利等非国防领域的政府开支；放松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制，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

　　事实证明，上述政策从供给的角度入手，刺激了私人部门的投资和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就业，同时以扩大产出的方式化解了通胀压力，成功地使美国经济实现了复苏。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将上述传统供给学派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归纳为“放松供给约束”，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并结合中国经济情况提出“解除供给约束”的具体措施。比如：

　　1.从结构性减税到大规模减税；

　　2.放松政府管制，减少行政审批；

　　3.减少垄断，促进市场自由竞争；

　　4.依托资本市场，推进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

　　5.改进资源和基础服务价格形成机制；

　　6.有效控制基础设施和基础服务成本，等等。

　　如同罗斯福新政之后的几十年中，总需求管理政策遗留给美国经济大量“供给约束”一样，从1996年以来，类似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所谓宏观调控也给中国经济造成了较严重的“供给约束”，包括高税收约束、高社会成本约束、高垄断约束、高管制约束等。因此，中国只要下决心通过减税、降低社会福利成本、放松垄断、减少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给约束”，就可以提高经济的短期增长率。

　　有调查说中国企业的平均综合税负为40%，那如果把综合税负从40%降到30%，能够承受30%~40%综合税负的企业就可以存活下来，经济总产出就会大幅增加。当然，税收受益者、社会福利成本受益者、垄断者、管制政策受益者等都是有利益刚性的。打破这些刚性利益，需要执政者的改革勇气和决心，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天然就是改革的经济学理论。

　　以“解除供给抑制”为核心的长期经济改革主张

　　如果说1980年代里根政府为代表的美国传统供给主义政策的核心在于解除经济增长的“供给约束”，那么1980年代邓小平同志领导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就在于解除“供给抑制”。

　　多年的计划生产、平均分配和政治动乱，造成中国经济在上世纪70年代末已严重缺乏活力：劳动者被禁锢在土地和“单位”，没有积极性且不能流动；大量资源处于闲置状态，财政资源和储蓄资本低效使用；整个社会分工和微观企业组织都处于低水平；知识和创新更是不被尊重。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通过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替代计划经济体制、以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集体生产、鼓励开放市场和国际贸易、推动科学教育事业发展，使长期受到抑制的生产要素潜力得以释放。我们将这些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思想归纳为“解除供给抑制”。

　　那么如何进一步发扬光大邓小平理论，通过解除供给抑制来解放生产力呢？按照“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框架，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取决于五大财富源泉，解除供给抑制，也必须从这五大财富源泉出发。

　　第一个财富源泉是人口和劳动力。虽然学界对中国人口红利尚存争论，但我们认为，农村还有“相对剩余劳动力”和“相对人口红利”。目前中国农村人均GDP与城市人均GDP相差五倍，也就是说一个农业人口一旦在城市找到工作，其对经济的贡献就提高四倍。因此，只要解除人口和劳动力供给抑制，比如短期适当放松户籍制度、促进人口自由流动，长期适当调整人口政策，中国的相对人口红利就会进一步得到充分释放。

　　第二个财富源泉是土地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资源。如果中国的土地一直不能自由流转，农业就将一直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小农经济产出效率显然很低。如果土地可以自由流转并适当集中，农业生产效率就会大幅提高。矿山也是一样，如果煤矿、石油等资源是垄断的，矿产交易市场发育不完善，其开采就会比较粗放，资源利用效率就不会高。中国的资源和土地供给抑制还比较严重，未来产权优化和释放资源供给还有很大空间。

　　第三个财富源泉是资本。中国是全世界资本最多的国家，我们有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居民、企业加上政府的储蓄有100多万亿人民币。但作为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利率水平却是全世界最高的。中小企业私募债利率高达14%~15%，民间借贷成本更高。为什么在全球资本最多的国家出现了最严重的资本短缺和最贵的资本价格？原因就在于资本抑制和金融抑制。设想把金融抑制放开一些，逐步把中小企业资金成本从14%~15%降低到5%，会有多少中小企业焕发出生机勃勃的生命力？

　　第四个财富源泉就是技术和创新。中国还没有形成创新型的科教体制，高中、大学培养的都是知识型人才，很多国有科研机构白白耗费了大量财政资源，却缺少真正有市场价值的创新技术。不仅强化市场导向和创新活力的教育科研创新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在企业研发、金融支持、政府管理等层面解除技术和创新抑制，中国也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第五个财富源泉是制度本身。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宏观的社会分工效率和微观的企业生产效率，而社会分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自然带来财富的增长。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中国19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巨大增长动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从农村人民公社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在人口、土地资源和生产技术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迅速提高了粮食产量。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空间还很大，李克强总理指出，每一个制度改进的地方都孕育很大的潜力。举例来讲，很多国有企业所占有的资源很多，但单位资源、资本的产出都远远低于自由竞争的民营企业，改革这些低效率的部门自然会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

　　综合这五个方面来看，只要通过改革，解除对人口和劳动的供给抑制、制度和管理的供给抑制、土地和资源的供给抑制、资本和金融抑制、技术和创新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就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越是供给抑制严重的领域（比如医疗、教育、金融、房地产），供给价格越高，而且供给效率和质量越低，改革的空间也越大。

　　历史上所有的长期增长理论都是围绕供给层面展开的。亚当·斯密关于制度和社会分工对生产力促进作用的研究奠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熊彼特以“创新理论”解释经济增长过程，认为生产技术的革新是驱动经济螺旋式发展的核心力量，认为技术和制度的破坏性创新（Destructive　Creation）才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库兹涅茨则更多地从投入产出角度分析经济增长，并将经济长期增长要素归纳为人口增长、生产效率提升、经济结构升级、社会结构转变等。上述理论无一例外地从“供给”的角度解释经济增长并提出各自的政策主张。

　　新供给经济学认为，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上述三种经济增长理论的综合体现：1980年代的制度改革开启了中国经济的“斯密增长”时代，而1990年代以后持续的人力、资源、资本、技术投入换来了“库兹涅茨增长”为特征，兼带着“熊彼特增长”的时期。未来中国“库兹涅茨增长模式”仍然能够延续，但应该通过“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的系列改革措施，刺激新的“熊彼特增长”阶段，并通过深化制度改革，重启“斯密增长”，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更有效率地充分涌流。

　　从供给侧看房价、物价和收入分配政策

　　在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人口城市化进程加快、房地产金融刚刚起步、居民资产配置需求、住房供给结构性短缺等多种因素影响下，中国房价持续上涨，调控效果多年不达预期，其原因就在于政策着力在打压需求，而不是扩大房地产的有效供给。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未来只有从供给侧着手，以“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为核心，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增加房地产土地供给、改善房地产供给结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

　　对物价的调控也一样，中国从1996年以后就告别了短缺经济，进入过剩经济阶段。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物价波动的根本原因并不在需求方面，而在供给方面，十多年来的每一轮通胀几乎都由原材料涨价、工资成本推动、食品供给冲击等供给方面原因造成，而政府却一次又一次地通过紧缩总需求去进行干预，结果难免误伤经济。

　　笔者在2010年出版的《透视通胀》一书中详细分析了中国物价的驱动结构，书中指出，过去十年70%以上的CPI波动都来自于食品价格变化，而在居民对食品的需求总量基本不变的现实下，食品价格波动主要来自供给总量波动和供给结构变化；研究还表明假定我国每年平均工资上涨15%，将推动CPI上升1.94个百分点；假定原油等原材料价格上涨15%，对CPI的影响只有0.2个百分点；此外较高的流通成本也是造成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

　　因此，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增加有效供给，既能够挖掘增长潜力，也能够平抑物价，不存在所谓“稳增长与控通胀的矛盾”。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从供给面去管理物价的措施包括：降低税收成本，控制人工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的速度，稳定农产品生产和供给机制，控制流通环节费用，建立稳定的消费品物价形成机制。

　　在国民收入分配政策方面,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主张从供给出发，按照劳动、资源、技术、管理、资本等五大要素的贡献和边际报酬，让市场完成收入分配。谁创造的财富多，谁获取的报酬就多。

　　新供给主义提出的收入分配改革政策的六个核心主张包括：

　　1.遏制公共权力直接或间接参与财富分配。从未创造任何财富的行政权力参与财富的分配不仅是腐败的源泉，也会影响到其他要素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2.减少垄断对财富的瓜分。很多看似利润丰厚的企业，其实是靠垄断获取财富，这也是非常严重的收入不公平问题，所以反垄断、放松管制，促进市场自由化、产权民营化，不仅是“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公平收入分配的必然选择。

　　3.控制利用公共资源过度获取个体收入的现象。比如对于在经济制度不健全的阶段通过各种方法占有的土地和矿产资源、公共设施资源、海洋空间资源等，应通过以资源税为代表的税收政策予以调节，促进公平和效率。

　　4.对于创业企业或雇员人数、销售收入较小的小微企业应大范围免税。比如，可考虑对符合某些条件（如雇员在20人以下、销售收入在100万元以下）的创业型企业在一定的创业期限内全部或部分免除所得税。只有这样才能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扶持大批小微企业成长、做大以后，政府的税收总额甚至还会增加。

　　5.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但调节的重点应该是严重偏离要素边际报酬的收入，比如房产持有和遗产继承等等。

　　6.无论是公共投资还是转移支付，长期来看都是低效率的，因此应该尽量减少公共支出和转移支付。

　　总之，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只有通过“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重视熊彼特增长，重启斯密增长，整个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才能够得以不断提升；只有放弃传统产业政策，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才能恢复“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经济运行机制；只有从“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入手，才能真正解决房价、物价等顽疾；只有从“供给贡献和边际报酬”出发，才能确保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

　　以上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体系初建，欢迎各界同仁多多批评，共同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努力。

　　（滕泰：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70后经济学人改革论坛”发起人，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成员；冯磊：万博经济研究院宏观部主任，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