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啸

　　在反腐形势严峻的时候，不少人寄希望于不动产登记制度，希望通过它发现腐败、预防腐败。例如，有的人说：“希望未来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规定，公民可以凭自己的身份证，查询官员的不动产，被查询官员可以限定于目前需要申报财产的官员。这种制度设计也能为今后实现官员财产公开创造条件。”(《中国青年报》4月23日) 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仅违反我国法律的规定，无助于反腐，还会扭曲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功能，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首先，《物权法》第18条对于查询不动产登记资料的主体有明确的规定，即权利人和利害关系人。所谓权利人，是指针对被查询的不动产享有所有权、抵押权等物权的主体；利害关系人，是指与登记的不动产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之人，包括不动产交易的当事人、与权利人发生法律纠纷的人等。法律规定之所以只有权利人和利害关系人，可以查询复制不动产登记资料，就是因为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基本功能或主要功能，不是反腐也不是征税，而是保护权利人的物权、提高交易效率、维护交易安全。

　　其次，从制度设计的层面上看，纵然允许任何人查询官员及其近亲属的不动产登记资料，也无法反腐。这是因为，在不动产交易中，当事人是否办理登记完全是自愿的。官员在收受他人行贿的房屋后，完全可以不办登记，就算办理登记，对于那些拥有权力的官员而言，他也完全可以将房屋暂时登记在他人名下，或干脆利用职权办理多个身份证、户口本，进而办理不动产登记。如此一来，反腐不成，却出现了大量的虚假登记，进而使得登记制度应有的公示力与公信力被严重损害。

　　第三，当前，我国个人数据信息泄露的问题本就十分严重，各种欺诈犯罪行为甚嚣尘上。官员及其近亲属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也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如果为了反腐可以不择手段，显然有违法治原则。

　　反腐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长远任务。真正的反腐需要从制度上入手，而不能指望群众运动。所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不同制度，各有其功能。要真正预防和减少官员的腐败行为，就应当真正实现权力的制衡与监督，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牢笼中。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就是这样一个在世界各国包括我国台湾地区行之有效的“制度之笼”。但是，该制度与不动产登记制度显然是两种性质不同、功能不同的制度，不应将二者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