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立群：立身敬诚、终日乾乾的国际金融家

　　——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财政部原副部长、亚洲开发银行原常务副行长金立群先生

　　文：刘丽君

　　【编者按】

　　他是一位学者型高官，在国际金融舞台上长袖善舞；他历尽艰辛，立身敬诚，和祖国一起成长；他翰墨淋漓，翻译大量中外巨著；他博古论今，国运民情牵念于心。岁末年初，本刊社长兼总编刘丽君采访了经济学家、财政部原副部长、中投公司监事长金立群先生。

　　刘丽君：近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整体素质”，您认为，在当前国内外环境下，如何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金立群：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我认为需要加快新一轮的改制，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首先，要营造平等竞争的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重点是打破垄断，增强竞争；第二，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通过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体制问题、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深化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等有针对性的金融改革措施，有效疏导实体经济发展瓶颈；第三，实施创新驱动，加快产业升级，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不断提高资本投入的技术含量和劳动力的素质水平，加快向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上游移动，保证中国在新一轮的国际产业竞争中处于优势。

　　刘丽君：近期，加拿大工业部批准中海油—尼克森价值151亿美元收购案，这是中国所有海外收购中金额最大的一笔。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企业针对能源等重要领域的海外收购阻力在减少？

　　金立群：我们在国际上做成一件大事，切忌作过度的宣传。中海油能够成功收购尼克森是天时地利人和，并不代表今后中资海外兼并收购的阻力会有所减少。有人把尼克森收购案说成是里程碑，其实我不太喜欢里程碑这个说法。里程碑说明什么？里程碑是不会接二连三地排在一起的，这说明要等很长时间，才有可能再来一块里程碑，甚至就没有了，后面是一片沙漠。我这次在三亚的一个财经论坛上说，要充分认识到，西方舆论界对这个收购案的反弹，会强化反派的抵制，这将使得中资企业今后的收购意图，更难实现。话音未落，西方已在重新估量，甚至有人公开说，这种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了。可以预见，这种大型的并购可能今后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尼克森收购案这件事，我认为，成功了，就成功了，不要把它过分地渲染。

　　刘丽君：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以“华为中兴两家中国电信[微博]设备提供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建议美国国会将这两家企业列入黑名单。是这类中国企业真正地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还是别有用意？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类似这样的困局，您认为企业应如何应对？

　　金立群：关于华为中兴这件事，曾有外国记者问我对华为中兴威胁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的看法。我是这么说的，华为中兴到底有没有安全问题，是很容易测试的，美国人完全有技术确定是否有安全隐患。他们是很明白的，只不过借此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而已，制造紧张气氛。类似的还有光伏板，光伏能源的出口，说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我对美国人说，如果我是个美国人的话，我会感觉到非常没有面子。怎么美国人会变得如此虚弱，如此的不堪一击？这实在是不必要的过度反应。当然这是由于大选的因素，不过是为了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提出的一个廉价的借口而已。会上一位外国与会者问我：“美国的担心，是因为华为公司里面有党委，不知道你们这个党委在干什么，因此不放心。他提这个问题也不见得是出于恶意，也可能在提醒我们，有些美国人就是这么想的。我回答说，中国的企业无论是民营或国营，都有党委，都有党的组织的存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也是有党的组织的，你就不来了？我强调，我们任何一个企业都是按现代公司治理的原则来管理的。所以党委的存在丝毫不影响现代公司治理的存在，不影响现代公司管理方式的实施。

　　刘丽君：乔布斯作为苹果的CEO，无疑是成功的，他引领了苹果机的辉煌，创造了商业奇迹。但乔布斯的过早离去，必然对苹果产生影响。一个杰出的企业领导人和一个引领潮流的企业，这件事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

　　金立群：乔布斯的过早离开对苹果来说未必影响很大。但是，又要看到，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永远保持辉煌，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永远保持创新者的地位。再者，一个企业一旦获得巨大的成功，就会成为无数个同行企业研究的对象，就像一个运动员，一个出色的运动员，一定会成为他的竞争对手全方位的研究对象。

　　很多人都寄希望于一个领军人物来开拓一番事业，或者力挽狂澜，扭转乾坤，这是比较现实的。而寄希望于一个领军人物来永远引领一个企业，这是不现实的。所以我说，不必过于夸大乔布斯的作用。近年来，中国的很多企业发展也很快，比如说华为、海尔等等。我们不能说中国就是没有乔布斯，不能说绝对没有，只是我们有些企业家的名气确实没有人家大。我女儿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她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可能是不少人所忽视的，当今世界上的许多新技术，包括“苹果”的产生在内，都不是真正的革命。什么叫真正的革命，蒸汽机的产生是真正的革命，电脑的出现是真正的革命，简而言之，从“没有“到“有”是真正的革命，而此后的每一种改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它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逐步的优化和升级。苹果手机一代一代升级，并没有带来实际性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商业行为，只是引诱消费者不断弃旧换新。其实，当年美国人在1969年上月球的时候，所用的计算机比不上我们现在手上任何一个，当时是几个大房子一样大的机器，照样登上月球，现在的电脑越来越小，越来越轻便化，但这种变化，不能称为革命性的变化。我们的注意力，有时候会被商业性的炒作所影响，会过分强调某一方面的进展。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都算不上是划时代的、革命性的飞跃。科学界，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中间有几百年，有无数位科学家，只有爱因斯坦的成就相对于牛顿，才是一种里程碑式的跨越。又譬如诺贝尔奖，按照我的理解，对于某一领域而言，诺奖的颁发说不定可以相隔百年。而现在的诺贝尔奖，每年都要颁发一次，因此，就会有发奖的压力，伴随而来的是入选门槛的降低，并不是只有取得巨大的创造性的成就才能获奖。而肖邦钢琴奖的颁发，是五年一次。为了维护奖项的权威，甚至出现过一等奖连续轮空两届的情况。我认为，这才是真正严肃的，这种奖的含金量才是高等级的。诺贝尔奖应该向肖邦钢琴奖学习，不应该发给排着队领奖的人，不能为发奖而发奖。我们其实是被一些渐进的东西所吸引，真正能看到的巨大的科技性进展还是很少。我认为，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方面。

　　刘丽君：目前，“山寨经济”在我国大行其道，您对 “山寨经济”如何评价？

　　金立群：“山寨经济”确实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但中国正处于这个阶段，山寨经济不仅难免，而且也确实有一定的作用。同时，要看到，山寨经济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知识产权，有害于中国经济在国际产业链上的攀升。我在不同场合讲过，中国的下一步进展绝对不能寄希望于山寨经济的发展。山寨经济在现阶段是没有办法完全排斥的，它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帮助很多企业，包括一些民企慢慢逐步发展起来。我不是说这是好的现象，但如果它起了一个主流的作用，使人们对侵犯知识产权熟视无睹，容忍侵权，中国的经济怎么能够在独自创新的路上迈进呢？我曾经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说过：我们中国重视保护知识产权。我们要把山寨的天才，变为原创的天才；我们要把抄袭、拷贝这种天才，变为自主创造的天才，这样中国才有希望。

　　刘丽君：当前，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已经对中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带来巨大的成本挑战，对此，您怎么看，应该如何应对？

　　金立群：劳动力成本的高企，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下一步挑战。劳动力的成本在高涨，原因是几方面的。一方面，我们要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改善民生，这是为了要缩小收入差别所做的工作。这点呢，我认为，不能过分地非议。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反映了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人力资源稀缺趋势的端倪。中国将会面对人力资源逐步紧缺的状况，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要解决劳动力成本过快上涨影响中国出口竞争力的问题，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提高技术、资本的技术含量。在生产力三要素中，土地的价格在上涨，劳动力的价格在上涨，唯一就是资本的投入要加强。将来中国的经济，必然是需要资本要素的增加，不是简单的资本要素，而是资本要素中的技术含量。当我们强调资本投入的时候，要注意到在资本投入中，技术含量高低的差别是很大的，就像劳动力的投入中，劳动力技术含量的差别也是很大的。对我们来讲，下一个阶段经济要增长，必须通过挖掘资本的潜力，依靠资本的力量提高生产力。

　　刘丽君：您曾说过，钱不是资本。在中国，如何才能把多余的钱转化成资本？有人认为，对金融机构放松管制的思想在西方风靡了近30年，然而这次金融危机彻底冲垮了西方理想的蓝图。您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金立群：对，钱一定不是资本。钱一定要经过一个机制，即金融系统才会转化为资本。中国的金融系统效率是不高的，所以，虽然中国的流动性很多，钱很多，但真正形成资本的不多。中国的金融系统一直不发达，一直到近代，山西、安徽的票号才开始把民间散落的钱变为资本，但不成规模。而意大利的银行业早在文艺复兴之前就开始运作资本了，它有很大的规模，而且很快就形成了现代的金融体系。这点我们跟欧洲是有差距的。西方的金融危机，是杠杆化过度造成的，而中国的金融体系，是杠杆化不够。中国的金融改革不能因为西方金融危机而把金融改革视为危途，而是要拿捏好改革与开放的“度”，使我们的金融系统真正有活力。金融系统如果不承担风险，怎么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它自身又怎么发展？我们总是在讲“规避风险”，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恰当的表述，应该是“控制风险”、“管理风险”。不承担风险，经济怎么能够有活力、有效率呢？英文“Risk appetite”，意思是风险的胃口，你可以吃得多，你就多吃，你吃不多，你就少吃。中国的原创为什么少？这跟中国的金融系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在中国，关于金融系统尚无比较完善的立法。现在中国的私募股权很发达，但中国的私募股权的目的是赚快钱，把一个公司包装上市，成功之后又快速地套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投机。它们对准的都是有上市可能的公司，这样才能赚到钱。但是这些企业，特别是在中小板、创业板上市的企业，其以后的发展到底会怎样，私募股权并不关心。既然是创业，投了钱进来怎么能这么快套现呢？这也导致我们股民对股市失去信心，这是我们制度上的一些缺陷；我讲的另一个问题，中国的原创需要一个很好的土壤，法律的土壤、文化的土壤和良好的营养供给。中国缺乏风险资本，这本身是一个高风险的领域。风险资本投到十个项目，成功的可能只有一到二个。但是，只要有一个项目的成功，就足以覆盖九个项目的损失。风险资本的来源应该是有规矩的，因为这是高风险投资。投资者得承担风险，而且要能承担得起风险。把明天买菜的钱都放进去，把养老的钱都放进去，那样做是不行的。这种投资，只能是有相当经济实力的人去做。应该鼓励有余钱的人从事这类投资。允许损失，但风险资金的募集者，必须要遵守法律和合同的约束，资金不能挪作他用，不然是刑事犯罪。要把合法和非法的界限划清楚，这样，才有可能使得这个行业健康发展，我们的创新企业就会应运而生。这不是银行干的活，也不是股市干的活。要有一个完善的体系，中国的经济发展才能行。我们不能一概排斥风险、回避风险，而是要有合适的个人和法人来承担风险、管理风险。目前，我们银行独大是不太利于中国经济的下一阶段发展，现在银行贷款期限越来越长，这个很不应该，一般商业银行贷款期限不能超过五年，现在我们的贷款期限都做了十年甚至更长。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它没有其他的投资形式，资本市场太单一了。

　　刘丽君：吴英案所引发的民间融资的问题，您怎样评价？另外，企业经常遇到资金问题，目前金融改革都有哪些瓶颈，该如何应对呢？

　　金立群：第一，中国经济立法很多，但总体上还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很多现象，应该去规范它，而不是禁止它，应该是开前门，堵后门。吴英的案子，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争议，这件事情本身就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解决民间融资的问题。我没有深入去研究这个案子。我的印象是，她的投资出了问题，把亲戚朋友的钱都损失了，她肯定有责任，做错了事情。从商业上来说，她失败了，落了个非法筹资的罪名。如果她没有破产，她肯定依然是逍遥自在，在商场里游刃有余，甚至成为很多人的楷模。这正是我们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一个人是否触犯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商者的成败来决定的，而不是由经商行为本身来决定的。这是由于立法和执法的缺陷所造成的问题。因此，有人认为对她判处死刑量刑过重。在筹资和投资问题上，会有民事诉讼，也会有刑事诉讼。中国需要不断地完善这方面的法律框架。

　　要降低民营金融机构准入的门槛， 允许和鼓励民营金融机构的存在和发展。可以预见，今后一定会有个别的民营金融机构倒闭，这是不奇怪的，没有必要因噎废食，大惊小怪。这些小机构不会形成系统性的风险。在西方国家，一些中小银行倒闭是家常便饭。一个完全“无菌”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一个完全无风险的金融系统，它不承担风险所带来的风险，比它应该承受的风险，要大的多。金融改革，我认为，是新一代领导人在他们的任期内必须要认真研究的。因为中国经济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系统的落后。金融系统并不是简单的提供流动性，或是提供多少流动性，而是如何提供流动性，如何使得经济稳步发展，向高附加值攀升。

　　还有一个很多人都忽视了的问题，我认为金融危机并不是放松管制的必然产物，其形成的原因非常复杂。实际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推行了放松金融管制的政策，为西方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推动这些国家经济实现了数十年的繁荣发展，进入了所谓“大稳健时期”，直至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相比较而言，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损失，相比于放松监管所取得经济增长和财富的增加，那是小巫见大巫。我并不认为放松金融管制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必然导引。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在金融改革上过分的谨慎和避免风险所造成的损失，会造成很大的无形经济损失。

　　在金融改革中还有一个容忍度的问题，经过二十多年长期的高速发展以后，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制度需要调整的时候，这个调整就是经济发展速度的调整和相应的质量的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放缓，必然会引起收入增长的上升幅度变小，所以说，中国人要有容忍度，不能浮躁，要容忍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以换取更高的增长质量、更好的经济环境。如果我们的经济以6%、7%的速度增长，也是很了不起的，而且也不会给我们带来大起大落。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我认为我们在管理方面应该更加成熟一点，增加容忍度。

　　刘丽君：自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虽然成功抵御了经济危机的冲击，避免了硬着陆，经济增长态势却放缓了，为此，中国经济发展是不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振兴中国经济中，又有哪些是应该特别提起注意的呢？

　　金立群：中国是不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答案是肯定的。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并不是一味地强调内需，轻视出口。中国现在的出口遇到很大的压力，出口的结构需要调整。中国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遭遇到反倾销案子，不光在发达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这说明，以传统的、追求可替代产品的出口难以为继。如果我们中国可以生产出受外国人追捧的产品，就像中国人追捧西方名牌产品，我们还担心什么反倾销啊！我们需要努力转变对外经济粗放型发展的模式，引导企业出口从传统的竞争成本向竞争技术与品牌的转变，扩大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例，鼓励企业提升科研与创新能力，逐步实现中国创造的跨越式发展。中国要在发展服务业的同时，更加重视制造业，使Made in China的内涵更加丰富，不仅是Made in China，还是Design in China(中国设计)，或者Created in China(中国首创)。为什么这么说？美国人曾认为，只要掌握核心技术和先进的设计，就可以把制造业转出去，这导致美国失去了很多就业机会。现在奥巴马在竞选的压力下，提出要使海外企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重归故里，即所谓 reshoring， 我认为为时已晚，不可能，也不现实。中国可以从美国吸取教训，就是说，决不能放弃“中国制造”，而是要使其内涵加深、拓宽，制造中就应该包含设计和原创。以德国为例，德国的机械设备，凡是在德国制造的，大部分同时也是在德国设计的。德国可以把一些产品拿到中国或其他国家来生产，但核心技术仍然保留在德国，仍然在原产地。德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有如此强劲的抵制力，其重要因素就是它保持了强劲的制造业，它有优秀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实体经济没有受到冲击。所以不要笼统地否定中国制造，对中国来讲，放弃中国制造显然是不现实的。中国要走到后工业化道路，要靠服务业来支撑，但是，不等于可以放弃制造业。

　　刘丽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公布的《2012年全球知识产权指标报告》指出，中国知识产权局所接受的专利申请数连续超过日本及美国，在2011年成为世界第一。这是不是说明，中国正在走向“Created in China、Design in China”？

　　金立群：我们中国的创造，很多都不是真正的原创，是在人家的基础上稍稍有一点进步而已。最近我又看到一些资料，说中国的专利申请制度再不改是真的不行了，一年产生几十万个专利。中小企业要非常小心地在那些专利里面爬，真怕触犯了哪项专利，而遍体鳞伤。中小企业规避一些所谓的“专利”，严重影响了投资和扩大再生产，进而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就业，这个成本是非常非常大的。很多中小企业现在非常头疼，投入资金弄出来一个新产品，其实根本不是抄人家的，因为专利登记的门槛太低，可能无形中就会触碰专利。专利应该是什么呢，它不是你能随便想象就能发明出来的东西，应该是真正有技术含量的创新的东西。一般都要投入巨资研发，或者是一般人搞不出来的技术，那才是真正的专利。现在中小企业的境况就像一头牛进了瓷器店里，不小心就会碰到什么东西，那些瓷器也不是什么康熙乾隆时候的瓷器、明朝宣德时候的瓷器，不是值钱的瓷器，但是你还得赔。

　　刘丽君：金部长，我知道您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毕业，又到波士顿大学读经济，精通英语、法语，热爱文学、哲学，又对财经有广泛和深入的研究涉猎，以国际化的视野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您在财经领域的建树有目共睹。您是政府官员，您是怎么做到能在如此多的领域做出这样卓越的成就呢？

　　金立群：很多人对我有误解，认为我只是读外语出身的，但你看我这里的书，除了经济和金融方面的书籍，其他全是中国的古典文学以及哲学。红楼梦所有的版本我都有。我奉行两条，第一个就是读书。我认为现在很多人不读书，至少不是认真读书。我读书是绝对不会什么书拿来都看，像我家里的书架，这本书必须具有永久的价值，否则不会上我书架；第二个，要以批判的眼光来读书。唯书、唯上，这是中国人很容易犯的错误，我是不断挑战，不断提出问题。我当年在美国波斯顿大学读经济，要想留在那里攻读博士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没有在美国读完博士，国家要我回来，我就回来了。经济学基本的东西我都读了，但是我没有一头扎到学术领域的深海里，没有时间去搞过分理论性的东西。作为我来讲，需要经济学方面比较全面的知识，但并不需要过分的学术性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政策水平，看问题的视角。我最高学位是硕士，是在北外拿的，而且是在毕业以后补的，因为我们毕业时，学位制度还未颁布。此后，为了拿到学位，我又专门写了一篇论文，是研究语言学的。学校给我硕士学位，这是我真正货真价实的，全日制拿到的学位，不是混日子拿到的，那种混日子拿到的博士我不要。我不求虚名，我硕士就是硕士。当然，财科所也请我当博导啊，河南大学请我当英国文学的博导，为什么我没带一个学生呢？我现在没有时间，我要对学生负责，我带学生我就要全力去带这些学生，如果我退了能空出时间来我可以带。我写的东西都是我自己写的，每一个字都是我自己写的。

　　读书、工作，都需要时间。时间怎么来的，第一个，要看你整个人生中间怎么利用这个时间。在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的范围里，每个人能挖掘出来的时间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是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时间跨度来看人们所能挖掘的时间，那么人跟人的时间差别就大了。我有一次到杭州去，等飞机起飞，飞机在跑道上延误时间，人们都是非常烦躁，整整六个小时。在这个时间里，我写完了一篇文章，这个就是一个例子，时间哪来的？很多文章，我是怎么写的呢？飞机上、火车、酒店，只要坐在那儿，我不是看书，就是写文章。所以说，当你看一天，时间差别不大，当你看十年，时间差别是很大的。时间就是这么来的，每一天都会过得比较有意思。

　　采访手记：把脉经济一鸿儒——金立群

　　文：刘丽君 图：崔伟

　　虽为隆冬，在满室飘着绿植清香的金立群办公室，一股春天的暖意扑面而来。这位几十年来活跃于国际经济事务舞台、参加了许多双边和多边经济和金融论坛的政府高官，以往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金融学家、经济学家，但经过和他近距离的采访，才发现他比人们的印象更加感性，且爽直而毫无伪饰。

　　采访初衷是和广大总会计师一块分享他关于经济学、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关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与出路的见地。

　　采访前，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以往曾阅读过他写在其母校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130周年校庆之际的纪念文章以及他匆匆来参加杂志社举办的活动后而又匆匆离开的背影。“希望不会耽误大家的时间”，每次演讲后他总是这样谦虚地对主办单位这样说。

　　在《匆匆驻足的驿站》中，他这样描写：“江苏省常熟中学80周年校庆时，我应约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此后经常有一些冲动，想把在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生活和学习的一些情景记录下来。但是，一直没有这么做。要说是因为公务繁忙，日不暇给，那只是一种廉价的借口而已。我的问题是：究竟写什么才有意义？”

　　“母校让我干什么，这和母亲吩咐要办的事情没有什么区别，决无回绝的余地。”由此可看出，作者怀念、感恩母校思念的缰绳恒久萦绕于心中。我们诸人，一般的大学、中学时光都像云烟消散一般地过去了，但当记忆一丝丝地重新萦绕脑际的时候，又好像只有支离碎片，而金立群尚能把中学时代各科老师的名字如数家珍的列出，确实也是记忆力超群而或是感念的心并不会因年月的消逝而褪色。溶思绪于物象，有如音乐中柔美而略带哀伤的“回忆曲”，是天涯游子深情而至美的恋歌。

　　金立群先生仅仅一篇回忆文章，但是里面包含了家国情怀、历史变迁等人生百态。如“人生多半是难于预料的逆旅，谁也想不到等待我们的，竟然只有一年的学习，接下来‘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学校成为文化废墟。南菁中学成了我初入人生道路上匆匆驻足的驿站。很快，我就得负笈前往下一站……任何物质补给都是易耗品，唯有精神食粮才具有永久的滋养力。”

　　金立群关心教育，关心教育中的社会问题。他在任财政部副部长期间主管过文教。回忆起文革前的招生政策，他很有感慨地说：

　　“也许我们现在更能明白，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和机会均等。当我们强调机会均等，为某一社会群体提供更为优惠的待遇时，实际上就是在实施对其他群体的不公。为了改善机会均等而采取的配额制度，往往会造成新的不均。例如，在招生、招工、提拔中的配额制度，必然会损害某些人的机会。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由于种种原因，一部分社会群体历来没有得到平等的机会，现在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虽然会造成新的不均，但也许是为最终达到公平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恐怕这是不得不接受的。或许人们当初不是这么去想的。当时，获得就学机会的，首先应该是‘根正苗红’的学生。从历史的角度来回顾，一种极端的政策，虽然给广大工农子女带来了机会，但是，最终也还是一系列极端政策所导致的政治动荡，剥夺了他们完成学业的权利。我至今仍为因‘文革’失去学业的同学们，特别是农村的同学们，感到非常惋惜。过了几十年，如何为普通工人和农民子弟提供良好的就学机会，居然又成了一个新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担任政府公职期间，特别关心扶贫、教育、就学等问题。”

　　他回忆到当年在插队时学习的动力：

　　“一个文盲国家是没有前途的；一个不学习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正因为大家都认为读书无用，那么，将来终有一天读书会有用。在任何时候，一个人的理想信念都是须臾不可或缺的。虽然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等不到这一天的到来，但是，只要中华民族有这种精神，总有人会赶上的。其实，就‘文革’结束之后的第一次高考而言，真正的考试早就已经结束了。因为那一大批心怀期望、惴惴不安的考生们踏进考场所面临的，其实不是摆在桌子上的卷子。对于久违书本整整十年的人来说，再简单的考卷也是天书。在这个考场里，考生接受的是对他们人生观、价值观、使命感的考试。在过去的十年里，他们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卷，不用等到考试这一天。”

　　回想起初到美国的情形，他说：

　　“那时候，我们初到美国的中国人，都第一次深切地看到中国和美国的差距。透过经济发展悬殊的表象，我看到发达国家的另一面。三十年之后的今天，中国赶上美国，就国民生产总值而言，指日可待。但要全面赶超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在一个大家都勤奋读书的国家，文化、科学、技术才会不断进步，人民才会理智、理性、冷静地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个民族才会有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才会不断地反思，从而真正成为国际社会所不可轻视的力量。我们应力戒浮躁，安下心来好好学习，好好思考。”

　　他认为，“有知识确实不等于有德行，不一定会对社会有贡献。事实上，真正危险的社会，是有一大批受过高等专业教育却没有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的人。一个掌握了现代科技而又心理不健康，甚至仇视社会的人，会有极大的破坏力。”

　　他说，中国古代有识之士的品行，应当使贪官汗颜，无地自容，但是，他是从国家民族兴旺的高度来看这个问题的：

　　“拥有高学历和高学位者，如果思想境界很低，品行很差，一旦身居高位，就有可能滥用权力，贪污受贿，堕落成腐败分子。面对中华民族历史上清明廉洁之吏，这些人当愧感无地自容。随便举个例子，春秋时期，鲁国季文子为宣公、成公、襄公三朝上卿，凡二十三年，‘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相三君矣，而无私积’。中国历来重视德育，所谓‘学而优则仕’之‘学’，不是仅指文化知识而已。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如果离开了德育教育，都不可能是成功的教育。中国是大国，但尚不是强国，我们需要有德才兼备的年轻一代来继承民族的使命，赶上和超过世界列强。

　　正像金立群自己说的，他不喜欢定式思维，总爱提出他独特的见解。三十五年前恢复高考，回想到当年考上大学之后的惊喜，不少人高呼：“知识就是力量！”他却说：

　　“知识真的那么有力量吗？知识真能改变命运吗？在‘文革’中，无数知识分子遭到迫害，饱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那些所谓‘权威’的力量在哪里呢？他们是那么脆弱、那么无奈、那么不堪一击。他们的知识除了给他们带来不幸，还有什么呢？总之，知识没有表现任何力量，改变广大知识青年命运的，不是他们的知识，而是党的正确的政策。要是‘文革’继续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要是没有小平同志再次出山，扭转乾坤，要是我党不及时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切都不可能，知识分子依然是‘臭老九’，知识依然是被人遗弃的废物。今天，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尽管在现实中未必完全能够落实。决定我们每个人命运的，是党和国家的政策。只有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知识才有力量，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在金立群先生另一部翻译、编校的反映摩根财团150年历史的著作《摩根全传》里。它叙述的是摩根家族创办银行及其发展的过程，但又不仅仅只是这个家族，而是把摩根家族的发展史放在美国金融发展史的大背景下来审视。金立群认为这部《摩根全传》其实是整个美国金融发展史的一个画卷。他对这部描写摩根财团150多年经营历史的巨著感兴趣，肇始于他当年在世界银行[微博]任职副执行董事期间，他曾和前任J.P。摩根董事长普雷斯顿的一段共事经历。时值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金立群也有意识要把国外有影响的大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经营方针，包括西方国家的现代金融发展进程，介绍给中国。这样，虽然工作很繁忙，但他还是果断组织人马开始了《摩根财团》的翻译工作，并亲自担纲总校订。

　　人说：为官者，多伪饰，善权术；经济学家对经济的时评，叫好的也有，唱衰的也有，和稀泥说好又不好的比比皆是。

　　而金立群，为官立身敬诚；为管卓尔不群；为文一丝不苟；为人胸装大道。他是一位经济的守望者。

　　金立群关于经济的观点及评论摘要

　　中国企业在国外一定要遵纪守法，一定要把事情做好，让人家能信任你。如果有一件事做不好，会影响整个中国企业的形象。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并努力往价值链上游移动，而不仅仅是追求短期的利益，这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如果中国可以提供相应的商品给国际经济，这些产品不可替代，或者像稀土一样，短期内不易替代，就不用担心他们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了。

　　我认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就要强调商业考虑，尤其是一些民营企业，谈什么战略啊，把人家吓得半死。应该表明我们有资金，有产能，到你们那里去开厂办企业，减少贸易方面的摩擦，到你们那里去创造就业机会，不是很好的事吗？就是要在商言商，不要去增加人家的顾虑。其实我们的企业出去没有那么多目的，却说得人家很害怕。还不如直说：“我们出来就想赚点钱么！”

　　要淡化国企和民企的界限。我们似乎一直在强调这种意识形态，仿佛两者一个正出一个庶出。现在不能像以前那样“划成分”，我们都是中国人，讲到企业，都是中国企业，不要说什么国企、民企。中国对外宣传的水平要实现真正的提高。

　　现在中国有一个习惯，中国政府有两个手，是两手抓两手硬，一个是无形的手，一个是有形的手，这两只手都很强，我觉得应该让企业、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转型必然对中国经济增长要素的配比和调整提出挑战。政府不要太多地直接卷入其中。

　　中国现在并不缺少资本，但是所谓大家手里有钱，在银行里有存款，但是，钱不是资本，这个概念一定要搞清楚。钱一定要经过一定的形式，才能让它转变成资本，真正起到作用。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这些钱转变成资本之后投放到哪儿去？是不是再去搞很多的基础设施项目？经济的发展要平衡。如果只是基础设施一头独进，而其他部门的发展跟不上来，这些投资就不能产生良好的效益，会是很大的浪费。

　　加强资金分配的市场导向作用，鼓励创新，鼓励研发，保护知识产权。不保护知识产权，中国的转型是做不到的。中国人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乔布斯？乔布斯代表的是一种市场的力量，代表的是创新。这个问题表明了人们对中国缺乏创新的忧虑。

　　我认为中国的乔布斯是有的，只是名气没有那么大而已，我们有些民营的企业也是叱嗟风云，做得也不错。但是，确实是没有乔布斯那么大的影响。乔布斯死了，为什么乔布斯死了？因为苹果机给地球上的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福利，上帝有点儿嫉妒，天堂里的电讯都没有那么发达，请你到天堂来吧。

　　乔布斯走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对苹果来说不是好事。但是我相信乔布斯活100岁、200岁，也不可能让苹果永远取得这么大的辉煌业绩，一定会被别人所取代，这就是市场经济的魅力。我们关心的不是乔布斯是不是死了，关心的是不是能够做到一个乔布斯倒下去，千万个乔布斯站起来，这是中国需要考虑的问题。

　　人物介绍：金立群

　　学历和主要工作经历：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党委副书记，国际主权财富基金论坛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外交学会理事，财政部原副部长、亚洲开发银行原常务副行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南开大学兼职教授、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1980年到财政部工作，先后在外事财务司、世界银行司担任各级领导职务。1995年担任部长助理，党组成员；1998年任财政部副部长。2003年，经中组部和总理批准，竞选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职务并胜出，同年8月1日到亚行上任；2006年1月担任亚行常务副行长；2006年8月获得连任。2008年7月31日任期结束回国。

　　2008年9月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监事长。

　　金立群是我国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届研究生。1978年，他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师从王佐良、许国璋教授，攻读英美文学。后获硕士学位。1980年赴美国工作，先后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和波斯顿大学经济系研究生院学习，从事经济学研究。回国后获高级经济师职称。

　　具体工作经历：

　　1.1980-1982在世界银行中国执行董事办公室工作。1982年底回国之后，在财政部外事财务司负责世界银行贷款工作。先后负责了很多项目的准备和谈判工作，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从公路、铁路、港口、发电和输变电、到农村水利设施等等，涉及广泛的区域和部门。

　　2.1988年担任世界银行中国副执行董事，代表中国政府行使股东职权。主要责任是参与各种决策工作，审查和审批各个贷款项目；在董事会及其相关的委员会上，对世界银行管理部门的工作提出各种建议和指导意见，特别是在贷款政策、方向、条件、贷款业务的管理、内部审计、监督等方面。

　　3.在财政部担任副部长期间，主管行政政法、金融和外事财务工作。作为主管金融的副部长，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代表财政部参与中国金融行业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工作，包括建立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债转股，帮助银行清理呆坏账，健全银行体系。

　　4.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协助几任财政部长代表中国政府参与双边和多边合作事务。在处理亚洲金融危机在过程中，代表中国政府参与起草制定旨在加强多边金融监督，防范再度爆发金融危机的“马尼拉框架”；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机制、东盟加中日韩机制(即10+3)、20国集团论坛(G-20)等国际和地区经济合作会议，代表中国政府进行双边和多边合作和磋商。

　　5.参与中国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工作。上世纪90年代，作为第一个中国政府的代表，到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登记，申请发行债券，从此，中国顺利进入美国的债券市场。此后，负责财政部先后发行的几笔外债，以保持中国主权债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作为中国债信的基准。2001年，经过国务院批准，代表财政部再次到国际市场上发行主权债；首次发行欧元债，建立中国政府在欧洲市场上的债信基准。

　　6.从1983年以来，参与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协助我国历届财政部长和美国财政部、联邦储备银行、商务部、海关等美国主要经济管理部门进行对话，以加强中美两国经济合作关系，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特别是1989年以后，为重新恢复中美之间这一重要的对话渠道做了很多关键性的工作。

　　7.积极参加了由江泽民主席和叶利钦总统倡议成立的中俄和平友好发展委员会的有关工作，作为中方35位著名人士之一，担任中方委员，参加了分别在北京和莫斯科举行的会议。在中俄的友好往来中，积极参与各项活动，为建立21世纪中俄的友好合作努力。

　　8.作为亚洲开发银行第一位中国籍副行长，在五年任期内，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五年多来，先后主管大湄公河流域、南亚和中亚各国的贷款业务，并负责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私营部门的贷款和股权投资业务。为亚行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银行改革、改组和化解金融风险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参与中国银行、光大银行[微博]、厦门国际银行、杭州市商业银行等的股权投资。

　　9.2008年9月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监事长，主管内审部和公关外事部。几年来，主抓了大量的公司治理方面的工作，着重通过加强内部审计，加强监督力度，促进管理部门完善决策程序和风险管理方面的工作。作为中央汇金公司的领导小组组长，规范了管理的模式，作为出资人的代表，通过董事会对控股金融机构和直管企业的管理。通过和汇金控股的国有大银行的监事会的密切合作，建立了信息和管理经验的交流平台，推动了监事会工作的进展。

　　10.积极参与国际主权财富基金论坛的工作。从2011年起担任国际主权财富基金论坛的主席，积极协调论坛成员之间的关系和交流，促进主权财富基金的国际认同地位。组织了2011年北京年会和2012年墨西哥年会，增进各成员之间的理解和合作，改善主权财富基金的国际形象。积极参与国际重大的会议，大力宣传中国和中投公司，取得了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