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  刘海波

　　十八大闭幕以来，城镇化一词在中国大热。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过去10年，按常住人口指标来衡量，是中国城镇化空前快速发展的10年，但也正是过去10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从10年前的45%下降到35%；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比2000年官方公布的数据0.412提高了近2个百分点，也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过去10年的经验似乎说明，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伴随的是内需不断萎缩、贫富差距恶性扩大的过程，而不是科学发展与扩大内需。

　　按照改革要有新开拓的思路，当前我国城镇化之路必须建立在系统反思过往经济政策的基础之上，必须具有谋全局的视野，才能看清楚过去城镇化运动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化人口聚集于沿海地区？为什么中国的中位劳动者如制造业技术工人在城市安家如此困难，出现大规模的蚁族、蜗居、城中村租住现象？为什么整个东亚所谓现代化地区中产阶层压力最大，人口出生率全世界垫底(普遍在0.7、0.8连世代更替水平的一半都达不到)，成为名符其实的绝后模式？

　　过往10年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似乎在重蹈明末白银城镇化的历史覆辙；政策设计的失误，引起疯狂的土地食利活动，形成对城市化后来者的严重剥夺。

　　明末的白银流入城市化运动

　　明朝末年，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出现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

　　明代的《苏州府志》记载：“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明人林希元在《林次崖先生文集》中写道：“今天下之民从事于商贾技艺游食者，十而五六。”明人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写道：“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今一甲所存无四五户，则空一里之人，奔走络绎于道路。谁复有种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污莱，民不土著，而地方将有土崩瓦解之势矣。可不为之寒心哉。”今天所谓的空心村情形，在当时东南沿海已经很普遍。

　　明末东南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江南开始大量种桑养蚕，生产丝绸和棉布，福建开始大量种茶，而广东人则热衷种甘蔗，江西人不但做瓷器，还生产靛青等染料供应苏杭，长江上游的湖北四川则生产粮食供应东南。据当年欧洲传教士记载，仅松江一地(现上海和苏州)就有20万织布工人和60万纺纱工人。南京地区，众多陶瓷厂每年要生产100万件精美瓷器。江浙地区，每年能生产出6亿匹棉布。海外贸易更是浩浩荡荡。以福建人和广东人为主的海外贸易商往来穿梭于南洋各地，与世界各国的商人贸易。崇祯自杀前的72年间，仅福建泉州的月港就驶出1086艘船，到达吕宋的马尼拉。拖去的是生丝和丝织品，拉回来的是墨西哥银元。

　　明末在局部地区开始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像苏州、扬州、广州、泉州、重庆、临清、汉口等城市，就是因商业贸易的发达而日益富庶繁华。100多年后亚当·斯密说的“社会分工”，李嘉图说的“比较优势”等西方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和现象，在当时的中国已经出现。

　　然而，明末城市化的根本动力，是中国的白银本位货币制度与美洲银矿新发现，两者共同形成对中国大规模的白银输入，手工业品出口换取白银是东南城镇兴起的原因。自1550年代中欧海路开通至1800年代，中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这在世界贸易史上实属罕见。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的研究表明，日本白银的绝大部分产量和美洲白银的一半产量流入了中国，数量十分庞大，因此他将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地说明中国明清吸纳了当时全球的巨量白银。

　　诡异的是，白银在中国成为本位货币，根本原因还是中国政府的全力支持，而不是其本身的价值。正如美国学者兰德。瑞的观点，人人都接受政府发行的纸币，是由于政府接受这些纸币作为税赋支付的意愿。白银和纸币实质上没有区别。1567年，明朝隆庆元年，朝廷宣布开放海禁和“银钱兼使”法令：民间到海外做生意以及大家用白银当货币，都不算违法。1581年，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个改革的核心就是简化了过去的田赋、徭役和各种杂税的征收办法，将这些统一折成银两征收。从此，白银真正成了中国货币的主角。当所有的税收都要通过银两缴纳的时候，人们就不会再种植稻米而是种植经济作物，所以到了明末江南人的口粮需要湖广供给，大面积的田地种植的是棉、麻、桑树和茶叶。对于普通农户，既然可以用银两缴税，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无需再跟土地发生关系，可以将土地卖掉或者租给他人耕种，然后自己进入城市靠打工获取银两。农村人口在减少，城市人口在增加。

　　美洲廉价白银的发现与张居正的税收政策共同制造了明末中国对外贸易大规模的商品净输出和白银净流入；白银流入效应确实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痼疾通货紧缩，使整个经济体系高速运转起来，并带来了大规模的城镇化。但是，商品、劳动成果大量输出，白银通货的流入并没有购入相对应的国际贸易产品，货币大量增加而资源、产品大量减少，逐渐形成国内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实际上是对穷人、小生产者生存能力的剥夺，而汇集为工商特权利益者的超额利润。李宪堂认为：“正是白银，使统治者加大了对下层民众剥夺的强度，助长了聚敛和剥削的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率消耗着社会成长的机能。白银推动着经济的轮子飞转，像抽水机一样把底层的财富抽向高处，阶级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空前加剧，基层民众尤其是白银灌溉不到的边缘地区民众陷入一贫如洗的境地，遂使‘资本主义萌芽’的核心区因为得不到支持而迅速枯萎，最终导致整个民族在经济上沦为西方的附庸。”

　　阴差阳错形成的白银流入机制，使得东南对外贸易地区不自觉地成为货币输入的吸管，其获利建立在内地受损的基础上，并形成了这些地区历史悠久的买办传统。明末不同地区与行业获取白银的能力不同，引起地区差距与贫富差距恶化，经济外向型的东南地区还好，白银惠及不到的西北地区情况则差，这也是民变为什么从西北爆发的原因之一。

　　历史教训必须吸取。中国过去10年的城市化运动和明末非常类似。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1990年代开始实施的经济政策共同制造了10年外汇储备的巨额累积，并形成沿海城市化。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2001年中国加入WTO、没有限制地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是这些政策的主要内容。如果有不同，那就是白银储量有限、西班牙人获得白银还是有成本的。异曲同工的是，今天美国QE大量印钞，美国QE2购买6000多亿美元的国债，同期中国外汇储备则增加5000多亿美元。

　　我国出口导向型工业因为早期国家政策和地理因素多集中在沿海地区，中央银行所投放的基础货币主要被沿海地区获得，变成企业利润、政府税收、员工工资。集聚效应形成沿海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土地级差。沿海土地和其他资产得以高估价，在市场化银行体制下又能获得信贷优势。理解这些机制，才能明白疯狂吸纳内陆劳动力、依靠制造业出口红利振兴的珠三角和长三角是怎么回事，才能明白为什么具有农业比较优势的珠三角、长三角今天地面全部硬化了。

　　一个国家的基础货币能够自主收放，乃是货币主权的根本体现，乃是主权信贷运行的前提，主权信贷原理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自我印钞搞经济建设。能够根据经济发展和其他工作的需要自主发行与回收人民币，即主动发行基础货币替代原来靠外汇占款发行的那部分，以平衡的方式挤压热钱、外资出境，逐步使外汇储备降低和消灭，降低外资比例。这样，我国城镇化的动力不再是美元流入，从而健康发展。

　　土地制度与城市化

　　我国土地革命大致实现了地租均享。农村经过建国后的集体化建立的是村社土地制度。中国农村村社体制、城市单位体制自然实现了资本与地租的社会化，消灭了私人竞争性获得地租的激励，住房不是靠“攒”，而是靠“等”，农村等到18岁，城市等到资历够。新中国土地制度对于我们工业化、城市化成就的意义，被严重低估了。

　　近10年我国经济社会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城市土地政策。我国当前城市土地名义上是国有制，仅出让70年使用权。政策上没有征收土地权利保有税、房地产交易利得税。目前我国实行的土地批租制，本质上是通过预收50~70年的地租来回收部分的未来土地增价，用于市政建设。但是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50~70年的市政建设投资及其导致的土地增价。通过“招拍挂”批租土地也无法做到公平地回收土地增价，而且预收地租还必然通过抬高地价而抬高房价。经济迅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使得劳动者创造的社会财富流向并集中于经济区位好的城市及其郊区，使这些地区土地及房产市场价值暴增。在这些地区拥有土地及房产(产权)的当地居民，会在土地的商业化开发中不劳而获，一夜暴富。我国城市土地政策导致土地级差地租为少数人占有，土地利用受到严重的行政干预，并且形成了掠取和占有地租的社会激励机制。这样的激励机制非常不利于产业升级，也无法发展社会内需。

　　我国当前的土地财税政策造成了地租分配的极端不平等和居民税收负担的极端不公平，城市土地增值收益为少数人掠取，地价越来越高使城市化先来者与后来者之间的税收负担极不均衡。这种情况下，必须针对事实上获取了较大地租的土地权利征税。 

　　地租分配乃是比政体更基本的制度，获得地租究竟是身份性权利还是财产性权利，土地是否可以投资能从根本上影响政体的稳固。一旦形成土地食利集团，社会矛盾将无法化解，经济发展将陷入锁死的困局中，我国目前正走向这个趋势。香港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根据联合国[微博]开发署2009年的报告，以0至100分计算，香港的基尼系数达到43.4，是报告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先进经济体，这与香港的土地出售、资产大鳄纷纷进军房地产密切相关。香港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甚至法治成就都将毁于其土地制度。

　　城市化中的土地资本化

　　过去10年我国城市化中的一个现象是土地极度资本化。地租和土地增值收益归占有者，银行成为土地当铺。

　　个体来看，土地资本化可以获得资金，但从整个社会看，土地资本化却造成资本短缺。地价是社会财富的耗散，掠取地租的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内耗，高地价是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良性发展的桎梏。我国最近10年的城市化，由于社会成员普遍需要攒钱买地，所以内需更加不振。

　　胡如雷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中认为，我国秦朝之后土地买卖的存在是地价存在的基础，而地价的存在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浪费。对于那些购买土地发展成自耕农的农民来说，地价占去了他们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这部分财富本来是可以用于生产垫支的。希望上升为自耕农的佃农，也会把一定的经济力量储备起来，以便支付地价，从而减少了他们的生产垫支。地价的较早出现，是我国旧时代特有的一个经济浪费现象。

　　当土地金融为主导时，中小型实体企业必然资金紧张。只有银根极度宽松，发生大水漫坝，资金才流入实体企业；银根稍紧，紧缩的就是实体中小企业。中国中小企业资金困难，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存在房地产泡沫。在过去房地产价格大幅上升时期，运作一个中小企业，还不如把资金投资房地产，于是出现了许多炒房团。而现在资金困难的主要地区，也就是炒房团曾经比较流行的地区。房地产泡沫导致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出现过。

　　商业银行与土地资本化结合一定造成资产泡沫，造成的金融风险是系统性的，合理的台账管理放贷风险倒是个别性的。土地信贷扩大具有自我加强的机制，土地价格评估部分取决于其他土地的抵押贷款，即因为抵押而涨价，因为涨价而更大抵押，相互加强。此种风险是系统性的，一旦资金源头断绝很容易导致整体断裂。索罗斯告诉了我们这种自我毁灭的机制的原理。相反，以企业盈利前景评估的贷款，固然有概率上的微观风险，总会有经营失败者因此总会有银行坏账，但这不是系统性风险，不存在宏观上的风险。

　　土地非资本化，乃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根本前提。中国需要的是城市土地去资本化。

　　通过不动产交易的利得税(最低是获利的75%)，还有遗产税、赠与税、房产税，国有及公共事业单位拥有房地产而为其资深成员提供居住权(配偶去世则收回)，建立地租公平分配、土地合理利用的土地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了私人竞争性获得地租的激励。概括来说，资本社会化与地租社会化有两个办法，村社法(或共同体法)与税收法，税收法尤其要重视投资利得税与遗产税。两个办法根据具体情况并用。

　　实行完善的土地权利税，使得级差地租不会聚集到私人手里。这种情况下，住房是纯粹的消费品，一个制造业的技术工人作为中位劳动者，在中等城市获得中等住房非常轻松。这样，城市土地地权尽管可以抵押，但抵押的价值甚低。消除高地价，将使银行回到台账管理放贷的正确道路上。

　　土地资本化的前提是土地权利(所有权或使用权)自由交易，但地租被竞争性掠取的程度决定土地资本化的深度。如果安排适当的土地权利税(高额的转让利得税与保有税)这样纵然土地自由交易，但土地资本化的程度有限，即经济体系中的信贷资金不可能主要靠土地为中介(土地抵押)产生。中国通过多种机制使国有土地去资本化后，所谓集体土地的不平等待遇问题将不存在。土地资本化根本不可取，所以城市土地去资本化才是正路。

　　释放城镇化带来的内需潜力，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二元结构对发展的影响问题，如果不在根本上打击土地食利，仅凭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完全是痴人说梦。新加坡的保障房是村社逻辑，而非救济逻辑。新加坡类似于一个大村社，其保障房逻辑和按成员权分配宅基地的村社类似。只有小范围的城市共和国才宜采用这种制度，针对本国公民搞保障房是可以的。在大国，非农土地的地租分配问题更加复杂。城市化中，人们由面上居住到点上居住，出现不同的集聚点，由此形成由中心区域到边缘区域土地价格逐级落差的情况，而且形成不同地块、不同城市土地之地租差距，较之农地间差距，远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应主要靠税收实现 “均占地价、增值归公”，而不能直接为每人保障同等面积住房。

　　所谓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推进城镇化为发展着力点，会出现什么结果？如果在各方博弈之下，动力还是地租竞逐，深化中国已有的土地食利经济模式，资本下乡圈占农田，资本继续掠取城市土地增值收益。那么贫富差距将更加恶化，内需更加萎缩，当未来中国中下层可能当月薪水买不下当月米时，那么社会动乱就不仅是可能性而是现实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