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陈建奇。

　　陈建奇 1976年出生。现为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世界经济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先后在福建省财政厅、交通银行总行、北京大学从事业务和教研工作；中国财政部、地方政府、亚洲开放银行地方国库现金管理专家；中国财政部国际司国际财经问题顾问。

　　陈建奇：“预测”多是放大炮

　　陈建奇说自己不喜欢“走极端”。因此跟他交谈，几乎无法得到对某一事物的绝对性论断。甚至连他说话的语速和音调都是适中平缓、几无起伏的。

　　他认为这也许跟自己的工作性质有关。

　　陈建奇现在是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世界经济室副主任。在这个位置上，面对的学生多是省部级、地厅级官员。令他感到挑战的是，这些学生并不好带。

　　陈建奇说，这些官员学生们常常会在课堂上提问一些很专业甚至犀利的问题，如果解答不严谨，会遭到当场反驳。“所以不能胡说，每句话都要言之有据，严谨才有说服力。”

　　正是基于这个治学理念，陈建奇对言论频繁见诸报端的“学术明星”不以为然：“很多人靠做预测走红了，在我看来，很多预测都是信口开河，放大炮。”

　　“市场喜欢你做预测，但经济学家不必逢迎市场。在自己的学科素养和理论架构建立起来之后，对自己的见解加以传播，对经济走势有一个客观严谨的判断，这是可以的。但我始终认为，我们的主要职责是解释经济现象，对过去和现在加以总结，给未来提供参考。就是说，经济学家要做解释者，不要整天做算命的。”

　　陈建奇也玩微博，内容多是对自身专业领域里一些问题的分析见解。不过他的微博既不加认证，也未上传个人照片，更像是一片自留地。与学术红人大V们相比，陈建奇的每条微博下面评论留言者可谓寥寥。不过这完全没影响到他对自由表达的兴趣，依旧笔耕不辍。

　　陈建奇并不认为自己是书斋型学者，他曾在很多场合提出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大胆建议，并希望自己的呼声能够上达。

　　“经济学家分两种，有的天天坐在政府旁边，告诉政府应该干什么；有的什么都不管不问，十几年趴在那里写一本书。我个人觉得，经济学本身就有其政策含义，跟时代联系紧密，解决的是当下的实际问题。所以，提供政策建议是分内之事，但不应该萌生什么个人英雄主义。”

　　■ 核心观点

　　公平和效率是矛盾的，在不伤害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平衡利害关系，让老百姓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所以说什么“市场派”也好，“政府派”也好，经济学家不能走极端，不能过分强调效率也不能过分强调公平。在二次分配中调节收入差距，最有效的实现方式是加大房产税的征收力度。

　　收入分配改革需搞清财富在哪

　　新京报：在当下经济改革议题中，你个人最关心的是哪一项改革？

　　陈建奇：我最关心的是收入分配方面的改革。十八大提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翻一番。这透露的是积极信号：未来政府会更关注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水平。

　　但这次报告对于分配改革并没有非常量化。比如，把收入差距调到多少，怎么调？现在看来，我们改革开放这前三十年确实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而且非常富。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带动后富？市场是不能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了，需要政府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新京报：收入分配改革应该从哪方面入手？

　　陈建奇：我主张政府在二次分配中对高收入群体进行征税，对低收入群体进行补贴或进行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障。

　　收入分配改革最重要的前提是你要弄清楚社会财富集中在哪些家庭里。到底谁有钱、谁没钱。这个东西没闹清楚，说调节收入分配是空话。比如一个工薪阶层的人，月收入一万多，他可能也买不起房子，调节收入不能误伤这部分群体的利益。

　　怎么分辨谁有钱，谁没钱呢？我认为房产税应当成为最核心的手段。因为现在最大的财富是什么？房产。怎么识别有钱人？其他的都不好说，但房子是藏不住的。

　　房价不涨收入涨就可“降房价”

　　新京报：房产税不是一个新话题了。

　　陈建奇：对，房产税谈了很多年，到现在都没有大的执行，我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房产税推出后有可能造成房价大跌，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这个影响是不可控的。政府为保证经济稳定，在房产税的问题上不选择大幅迈进；其次我觉得跟利益集团有关。也就是说，制定房产税或者说影响房产税政策的人，自身拥有大量房产。

　　新京报：你认为拥有大量房产的人，掌握着房产税政策的话语权。按照这种推测，房产税政策是起不到实质效果的。应该怎么办？

　　陈建奇：利益集团要保护自身利益，即便开征了房产税，税率0.1%，能有什么效果？我个人有一个想法，要真正实现房产税对房地产调控和对收入分配改革起到作用，应该规定：参加房产税政策制定的人，不管是一把手，还是下面的人员，各人不能超过两套房子。只有在这样的约束下出来的制度，我才能相信你没有站在自己的利益角度去考虑问题。

　　比如成立城乡住房建设部，我们可以从所有公务员里面选人，多于两套房的就不要进来了，要进来，你把多的房子卖掉再来。就定这个规则。这听起来好像是abc一样的简单话题，但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没做好，你谈什么房产税改革，都是瞎扯。

　　我跟中纪委也是这样说的，不要等他暴露出20套房子你才查，现在房产信息都是联网的，你查一下不就完了？超过10套、20套理论上你都看得见。很多制度设计跟自身利益关系不大，只有房产税跟个人利益关系最大，所以相关利益集团不应成为房产税政策的制定者。

　　新京报：房地产市场现有的泡沫如何解决？

　　陈建奇：有一种方法，房价不下跌，政府通过搞通货膨胀大幅提高居民收入，这些年不都这么搞的？原来的钱发出来之后去哪了？到房地产市场了。现在房地产没有以前涨价那么凶了，这些钱又变成了物价的上涨。所以如果未来老百姓的收入能按照前几年的这个涨法，房价不上涨，我们的收入上涨，是能够把房价平衡掉的。

　　金融改革决定其他领域改革效率

　　新京报：中国在开放发展中获得的成就和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陈建奇：加入WTO之后，我们的开放取得了很多成绩，但大多集中在商品和服务方面。对金融市场来讲，虽然也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但仍然比较滞后。这里面最重要的问题：人民币不是可兑换货币，人民币汇率没有形成灵活汇率制度。

　　新京报：当前人民币汇率放开的必要性表现在哪里？

　　陈建奇：有人说，美国欧洲金融危机了，我们好像还没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放开人民币汇率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人民币的开放是不是一定必要的？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汇率机制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汇率机制。从2000年以来，外汇储备急速上升，央行为维持稳定的汇率机制，投入了3.2万亿的外汇储备，这大约25万亿人民币，到市场里面是基础货币，形成了货币供应量，占GDP的200%。我们整天在批评美联储搞宽松，但到底是谁在放水？美国货币供应量只占GDP的60%。

　　新京报：这导致了哪些问题？

　　陈建奇：这个动作，跟近年来房价翻番，连续暴涨有关。肯定要有货币啊，从哪来的？中国经济这么大的经济总量，为了维持一个人民币汇率稳定，而被动投入这么多货币，被动采取对冲措施，极大放弃了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等于是被绑架了。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很多问题是跟金融相关的，在所有改革中，金融改革最为紧迫，金融没搞好，其他的改革不会有效率。

　　未来中国能不能有更主动的改革，不能总是依赖倒逼机制。以后你再靠地方去探索，没有那个基础了，现在的制度不像以前那样一片空白，很多政策不放开，下面是搞不成的。

　　新京报：但世界上不乏大国汇率机制调整后宏观经济发生显著波动的案例，如何看待汇率机制调整可能引起的宏观经济波动？

　　陈建奇：欧洲的债务危机，发达经济体的疲软不振对中国的外需造成了很大挑战，出口也承受较大压力，如果现在完全放开汇率机制，会不会出现人民币阶段性的升值？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造成扰动？这些确实也值得斟酌。因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时机选择至关重要，这也成为确立中国金融改革时机的时间窗口。

　　完全放开人民币汇率的前提是，放开之后能朝着可控的方向运作。否则我们谨慎一点是没错的，放开人民币汇率的大方向要不断推进，动作要肯定，但不是一天两天就要实现。

　　新京报：在当前人民币汇率尚不能立刻放开的现状下，汇率改革的最优策略是什么？

　　陈建奇：人民币的币值要更为稳定、更有吸引力，这个是核心变量。

　　要吸引别人持有人民币，需要人民币，前提是人民币本身的竞争力。不管怎么改革，最优策略先是做实人民币，不要再放水了。

　　金融问题制约结构调整

　　新京报：除了你认为最重要的汇率机制调整，金融改革中还要解决哪些问题？

　　陈建奇：还要推进金融市场的建设。大力发展股市、债市。

　　中国经济存在间接融资太高，直接融资过低的问题，这把风险都向商业银行转嫁了，不利于企业融资，所以商业银行业需要调整，商业银行主导的融资体系要逐步转变为证券市场主导的直接融资为主的体系。

　　这样商业银行就面临盈利模式的转变、管理方式的转变、业务发展方式的转变。你要能跟人家竞争，以往靠存贷利差，以后你靠什么？你要找到新的立足之本，不能说失去这一点之后你就没饭吃了，管国家要补贴。

　　可以看到，现在很多国有企业已经忽视主业了，开始搞房地产公司、财务公司。为什么？因为资金太宽松，大企业从银行拿资金，成本很低，转而贷给中小企业，不劳而获。在这种环境下，资金的低成本已经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构成重要制约因素了。谁能获得廉价资金，谁就能暴富。

　　新京报：你对当前的金融改革步伐满意吗？

　　陈建奇：可以看到今年以来，金融改革速度是在加快的，包括汇率浮动机制改革、放宽利率浮动区间、资本项目路线图的公布以及两次下调基准利率和多次下调准备金率。可能仍比预想中保守了一些，但下一步的改革动作是可以期待的。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这个定位非常好，但现在我们的中心跟别人不一样。在利率汇率市场化没有解决之前，大的制度环境是限制的，别人的金融中心能做的我们做不了，最后可能就只是一幢房子在那里。

　　改革应主动不再依赖倒逼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改革中“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路径之间的关系？

　　陈建奇：我认为中国的很多改革一贯的顺序都是先“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什么意思？就是在倒逼中前进的。比如说温州金融改革，再比如我们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汇率改革，都是这样，民间的探索会影响上面的决策。先把孩子生下来，再报户口，中国的改革有这个特点。

　　但我的期待是，未来中国能不能有更主动的改革，不能总是依赖倒逼机制。以后你再靠地方去探索，没有那个基础了，现在的制度不像以前那样一片空白，很多政策不放开，下面是搞不成的。

　　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应该有前瞻性的研究了，该顶层设计的提前设计，该推进改革的提前推进，不要等到下面闹到跑路了、跳楼了，你才去想办法。

　　【同题问答】

　　1对于中国的诸多经济学人，你最尊敬的是哪一位？

　　宋国青老师。我对经济学者有两个判断依据：一个是他对经济的看法是不是有独到之处，是不是有创新；其次，他每一次说的话、做的报告，前后逻辑是不是自洽的。按照这两个标准来筛选，国内很多经济学家立马就筛掉了。而宋老师做到了这两点。

　　2能否给我们推荐一本你正在读的书？

　　《凯恩斯传》，我读博士的时候就一直看这本书，现在还放在床头。

　　3去年的经济运行到现在，当前的状况，是否有让你很意外的地方？为什么？

　　我之前判断认为2012年二季度经济会见底，但是结果出乎了意料。应该说不仅仅是我感到意外，之前很多人都对2012年的经济走势有误判。这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期，到了这个时间点，经济发展已经不同以往，当前的重要转变没有相似的时期可以借鉴评估。另外一点是对政策的估计不足。

　　4对今年经济形势的预期？

　　2012年到目前为止，已经确定了四季度经济是回升的，这可能会为2013年的经济发展奠定信心。我预测假设今年外部形势没有继续恶化的话，中国的经济形势应该比去年好，经济增速达到8%左右应该没有问题。除此之外，今年作为新政府的执政元年，可能会有些关于改革的细化的顶层设计出台。

　　5未来10年，你认为哪一个行业具有投资前景？

　　未来经济结构调整是要由投资拉动经济逐步转为消费拉动，那么从需求角度来讲，与消费相关的新的产业是值得投资的。但具体是什么，现在还不好说。

　　B06-B8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泉薇

(原标题：改革不能总依赖倒逼机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