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文

　　过多少年后，也许才能透彻地理解中共十八大的意义。

　　从可比性来说，改革开放33年来，与以往的七届中共中央全会不同，中共十八大不只是新老领导班子的交替，也不只是对改革开放的促进和拓宽，此届中央全会最大的可能是顶住逆流，改弦易辙。

　　2012年12月1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2012年度观察家年会暨第二届中国改革峰会”上表示，十八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过去一些年，中国经济社会中各种矛盾积累起来了，而且正在激化，但是怎么解决，大概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继续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个改革开放的路线向前进，建设一个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另外一种就是中国模式，英国《经济学人》把它叫做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用一个强势政府大的国企海量投资支撑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十八大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顶层设计中间选择了一个正确的顶层设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真正方向。

　　中共十八大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带头改进工作作风，规定了八项规定，如轻车简从、简化接待、减少交通管制、压缩报道领导的数量等。这些改变确实令人欣喜，但这尚不能证明吴敬琏看到的“十八大选择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真正方向”，是的，我们还没能看到这种模式的出现。可以说，吴敬琏有些乐观。

　　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利益集团获取社会财富的趋势愈演愈烈，其背景是行政权力的日益强大。社会无度失衡，早晚要翻车。

　　中共中央新任总书记习近平12月在广东考察时强调，现在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我们要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尊重实践、尊重创造，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

　　改革，就是动利益集团的钱袋子，人家会拼命的。

　　这些年来，确实有一些有利于市场化的创新，如上海市退出竞争性部门的计划和发起营改增，广东的简化工商企业注册手续和清理审批制度，提高征地补偿数额，提高额度可能至少为现行标准的10倍。

　　但遗憾的是，与之同行的是各方面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权力的加强，是垄断利益的聚集，是反市场化的力量的膨胀。

　　比如，在《预算法》和《基金法》修改中，部门立法依旧，部门争权愈烈；在经济委顿税收下滑之际，许多地方财税部门约谈企业，征“过头税”，甚至拿中日钓鱼岛开战当借口；在社会最大宗的消费领域，政府占据了太多的利益，地产商任志强表示，政府从房价中分得的份额，要远远超过70%的比重，另有统计，中国车主要支付总价32%的税款，而美国是10%，日本是7.5%，英国是2%。

　　与行政权力日益强大相对比的是，社会分配改革屡屡搁浅，社会基尼系数大幅提高。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基尼系数为0.61，超过国际惯例0.4的相对合理线，其中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0。马上，有政府专家出来批驳，西南财大不专业，基尼系数0.61不算高……

　　这种驳斥的背后是利益，是习近平所说“利益固化的藩篱”。从京沪本地人士反对外地学生参加本地高考，就能看出这些利益藩篱的泛化——不只是那些政府和国企，几乎人人都有利益，都要保护自己的藩篱。

　　2013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必然减缓，这是由国内外经济波谷循环决定的。但这对中国社会不是坏事。颠簸着、失衡着却又快速地前行，翻车的危险显而易见。而公平、和谐和规则，在眼下，当比效率更重要。

　　从这一点来看，人们猜测中共十八大，对之寄予希望，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