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琦

　　新一届中央领导履新，思路决定中国未来方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城镇化”首次单独列为主要任务，进一步凸显出这一“中国发展的大战略”的重要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工业化创造供给，而城镇化则“制造需求”。不仅是人口进入城镇后的消费需求，还有庞大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房建设需求，这是巨大的“累积效应”。有经济学家估算，我国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能带动居民消费总额增加1200亿元。培育得当，城市化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超过50%，被视为“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不过，数字背后有隐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报显示，截至2011年，2.5亿农民工参保者不足1/5；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农民工城镇自有住房拥有率仅为0.7%。

　　一系列新闻事件，也佐证着这样的数字。从郑州到大连，连续发生农民工在城市中冻死的事件；农民“被动上楼”、耕地“占优补劣”，不时引发争端……城镇化，绝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

　　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所说，“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低质量的城镇化，根源在于缺乏系统性配套。从土地制度到户籍管理制度，一系列限制让高速经济增长之下自发的城镇化，成为一种稍有些跛脚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基本之策。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一般在75%—80%，甚至更高。中国的城镇化，依然有着广阔空间。不过，未来城镇化的跃升，不仅是量的积累，更应是质的变革。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要求，应该“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有制度的改革，才有城镇化巨大红利的释放。高质量的城镇化，只能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改革来完成，让要素自由流动，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才能完成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和高效配置；打破二元结构的户籍坚冰，才能形成一个更健康、更合理的人力资源市场；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也能为进一步的城镇化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需要做的，是将合理的顶层设计与积极的末端治理相结合，为城镇化造就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避免与民争利、公益缺位、功利上位等现象的出现。

　　中国正站在发展的十字路口，有人看好，有人唱衰。不可否认的是，潜力巨大，挑战也巨大。从“刘易斯拐点”到“中等收入陷阱”，许多险滩需要突破。在这样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寻找自身蕴藏的巨大潜力。城镇化的推进，或可成为一个突破口。

　　(转载自12月18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