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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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重庆渝中区解放碑派出所民警向合川区龙市镇龙头村村民陈刚发放居民户口簿。新华社记者 杨 磊摄

图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卫生院内，村民展示她的医疗保险证。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图为四川省都江堰市大观镇茶坪村村民王正良(右)和联建者成都市民邓小林在展示各自的《集体土地使用证》。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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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点火经济新引擎

　　本报记者 周小苑

　　12月15日至16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城镇化和市民化齐头并进，会形成巨大的内部需求，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动力。专家认为，当前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已到达顶端，新型城镇化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不仅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途径，城镇化将成为未来改革的重要红利，也将是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

　　成为最大的改革红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认为，城镇化是中国当前最大的结构调整，最大的内需源泉，也是最大的改革红利。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徐洪才[微博]对本报记者表示，2011年我国城镇化进程超过了50%，这是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里程碑。而从现在开始到未来10年甚至20年时间内，我们将实现农村城市化加快发展，实现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在这个过程中将释放出大量的消费需求，它与投资需求结构升级产生的机遇有机结合，将实现我国经济有质量的、可持续的发展，同时也给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

　　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

　　“之所以特别强调城镇化，就是为了扩大内需。”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雪松[微博]表示，因为城镇化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要把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个市民化的过程中，这些转移的人口需要住房，需要汽车，需要耐用消费品，这样可以拉动消费。所以城镇化的问题如果处理得好，既可以拉动投资，又可以拉动消费。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认为，考虑到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生活在农村，因为农业比较效益较低，农村消费水平低，要想大幅提高消费水平比较难。所以只有提高城镇化水平，使一部分农村居民转化为城镇居民。这是扩大内需的主要途径。

　　此外，李雪松认为，城镇化既能应对外需下降，又能转化国内的经济发展方式，城镇化的发展会刺激服务业的发展。

　　不能简单孤立搞城镇化

　　“在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孤立地进行城镇化建设，而是以工业化、产业化、信息化为城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积极探索城镇化内涵式发展道路。”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研究员宏皓认为，一是工业化引导大量的就业人口从第一产业转向二、三产业，通过人口和产业的集聚，为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奠定良好的产业基础。二是着力推进城镇化的良性内生增长模式，注重产业布局优化、产业转型升级、产业发展与城镇化的内在协调联动，为城镇长期、稳定、有序、健康发展注入内在活力。三是通过信息化、高新技术使用和对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提升城镇化发展的水平。四是城镇化与工业化、产业化、信息化协调发展的同时，也为工业化、产业化提供了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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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避免“快而不优”

　　本报记者 罗 兰

　　城镇化作为今后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专家提醒，新一轮城镇化建设不能再走以往老路，不能搞一哄而上“大跃进”式的推进。要科学合理规划，与区域发展相协调，与环境承载相适应；要从以物为主的硬建设走向以人为主的软建设；要从单一追求速度走向速度和质量并重。

　　城市格局要合理布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

　　国家发改委中国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易鹏表示，城镇化本身是不能带来就业和消费的，只有经济、科技和实业生产本身的发展，才能带来就业，才能增加人们的福利，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到城市，从而促进城镇化扩张，所以不能因果倒置。

　　“提高城镇化质量，要做好‘五防’”，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经济学家辜胜阻[微博]建议，一是防城镇化“拉美式陷阱”，避免脱离产业基础的“过度城镇化”；二是防城镇化“快而不优”，避免“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三是防止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过度“边缘化”，避免“半城镇化”过高的社会代价；四是防过度利用“土地红利”，谨防“城镇化”变成“房地产化”，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五是防特大都市的“大城市病”，避免特大城市人口过度膨胀。

　　不意味着都挤到大城市

　　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其布局还要跟区域发展相协调。必须因地制宜，根据发展阶段不同，合理推进城镇化。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国祥认为，新型城镇化需要解决三大问题。首先，城市土地扩张要与农业人口转移相结合，不能单一地扩张城市、大搞建设；其次，城镇化要与产业转移相结合，实现产业在城乡间、地区间合理布局；第三，大城市要与中小城市及城镇协调发展。

　　只有均衡协调城镇化才能健康持续发展。长江商学院教授周春生[微博]认为，城镇化不意味着都去大城市，要切实纠正大城市病，在中心城市旁边是卫星城，形成一个城市群，协调发展。

　　全过程贯穿生态文明理念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专家建议，在城镇化发展中，要按照区域环境承载力确定城镇化发展的蓝图，这样才能保持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协调。

　　辜胜阻表示，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重视“量”的扩大，更要重视“质”的提高，要由重数量的外延式扩张到重品质的内涵式发展，建设“幸福城市”、“智慧城市”、“和谐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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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移人口怎样实现市民化

　　万 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特别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城镇化的实质就是“人的城镇化”。专家认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严重滞后制约了城镇化质量的提高，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将成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点。

　　户籍城镇化水平尚低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但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仅达35%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经济学家辜胜阻分析称，近2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口及享有城镇居民待遇，大量的农民工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却没有实现身份和地位的转变，这样的城镇化是一种“半城镇化”。

　　“现在面临的情况是人口城市化大大低于土地城市化，户籍城市化又低于人口城市化，这是结构上最主要的偏差。”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认为，调结构的关键就在于调整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二元结构，这就要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推进城镇化的难点，也是提高城镇化率的根本。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发展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施红对本报表示，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必须面对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拉动内需的实现以及改革红利的释放，是一个紧迫的经济课题。

　　城市形成“新二元结构”

　　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滞后直接影响了城镇化的质量，城市中形成了“新二元结构”，农村呈现空洞化趋势，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成本和社会代价。

　　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任陈耀认为，主要表现在一些地方把城镇化错误理解为空间规模的扩大。由于大量圈地，导致城镇数量扩张快，质量低。一些地区不尊重农民意愿强行推行城镇化，缺乏产业基础。中国农业大学[微博]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张正河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农民既要在城市挣钱生活，又不敢放弃农村的土地，“农村空洞化”倾向严重，既不利于农业生产向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又不利于拉动内需。

　　对于社会管理的影响，施红指出，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业转移人口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待遇，难以从心理上融入城市环境，是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同时，农村中的大量留守儿童也逐渐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施红还强调，目前城镇化进程存在一线城市过度发展，中小城市发展不足的现象，地区协调发展有待政策引导。

　　让常住人口享受公共服务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专家们普遍认为，这是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必由之路。

　　辜胜阻建议，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要加快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改善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条件，降低入学门槛，构建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医疗、住房及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农民工权益缺失问题。

　　张正河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一要尽量放宽现有户籍制度，二要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三要提供农民能够接受的房价；四要构建城乡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

　　另外，专家指出，户籍制度改革尚存在较大阻力，需要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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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治理“贪大求洋”

　　本报记者 赵鹏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专家提醒，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要注重提升城镇化质量，切忌“贪大求洋”。

　　“贪大求洋”引致城市顽疾

　　专家表示，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诸多顽疾，比如人口集聚、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公共资源短缺……而这其中，城市发展“贪大求洋”或是重要病因。当前，一些城市盲目扩大城区，忽视基础设施配套，同时城市功能定位不明，盲目追求“大而全”的粗放发展模式造成了城市不堪重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表示，我国当前城镇化发展水平不高，发展的系统性、科学性不强，这些问题限制了城市承载能力的有效提高，限制了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的进一步转移，也不断提高了制造业、服务业在城市发展的成本。

　　“贪大求洋”让城镇化跑偏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研究员宏皓表示，传统的“规模扩张式”城镇化质量并不高。一是在布局上出现盲目性，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缺少衔接；二是城镇人口和消费在增加，但城乡二元结构却没有根本改变，大量农民工进城却不能落户、建设城市却不能享受城市福利，被户籍制度等藩篱阻隔在城市之外；三是城镇化的过程中，污染增加，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保护之间出现脱节。

　　专家表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城镇化存在的诸多过度发展与失衡问题，使得潜在内需难以转化为有效需求。比如一些地方耗巨资打造的豪华新城，基础设施一应俱全，但无人居住，街上的清洁工人比行人多。还有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被上楼”的现象。农民“被住进”集中建设的楼房，农民的生活方式城镇化了，但农民的生产方式却没有城镇化。这些都是城镇化严重失衡的表现。

　　多措并举防止“贪大求洋”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日前表示，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要科学编制规划，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规模结构，着力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要引导和规范新城、新区健康发展。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城镇供水、排水和供暖设施的建设与改造，推进供热体制改革。

　　张立群认为，未来的城市化，一要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系统性、科学性，着重抓好城市发展长远规划，建设好城市基础设施，包括大型的排水体系、地铁轻轨体系、地下管廊体系。二要加快提高城市公共服务的能力和社会管理的水平，支持城镇户籍的进一步放开，使有条件的农民工尽快成为城镇户籍居民。

　　专家建议，应积极打造城市地域文化特色，注重保护历史遗存，打造城市形象和品牌。避免“贪大求洋”、千城一面的城镇化现象。

　　十八大前后，记者深入到东中西部一批城乡统筹改革先行先试地区调研，发现60多年来阻碍城乡均衡发展的“二元结构”桎梏，正在被逐步打破。越来越多的农民改变“身份”融入城镇，一个个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相继遇到、无法回避的问题正在被逐步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