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生

　　在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既有的城镇化模式将难以为继。新型城镇化模式强调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乡统筹发展，收入分配中的不平衡降低。如何在改善分配的同时提高经济效率，将成为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主要挑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大幅上升，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11年的51%，年均增长约一个百分点，同期中国的人均GDP实际增速平均近9%。展望未来，一般的预期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开始了放缓的过程，但城镇化的进一步提高往往被认为是保持较快增长速度的重要因素。

　　既有的城镇化模式，主要体现为经济高速增长导致非农产业的扩张，对于非农劳动力需求的大幅上升，带动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后者反过来又提高了总体的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和城镇化相辅相成。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城镇化过程中收入分配倾向于企业和政府，造成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和城镇内部二元结构的产生，同时也强化了储蓄率、投资率高企的宏观经济结构特征。

　　尽管过去十几年中国投资率很高，但还是赶不上储蓄率的提升，带来持续的贸易顺差。也就是说，国外消费需求是中国非农产品需求的重要部分，部分弥补了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出口帮助消化了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部门转移带来的供给的扩张。但是，这种靠出口大幅扩张推动的城镇化是不可持续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将面临长期的低增长。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仍将带来对非农产品和服务需求的相对快速扩张，城镇常住人口的增长将超过农村，城镇化率将继续提高。但人口红利已经接近顶点，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发生，中国非农产业劳动力供给开始了趋势性紧张的过程。未来中国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完成城镇化的主要经济体，由此将面临其他经济体在城镇化过程中所不曾出现的问题和挑战。

　　在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既有的城镇化模式将难以为继。新型城镇化模式则强调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乡统筹发展，加上劳动力供给的趋紧，过去收入分配(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城镇居民内部，城乡之间)中的不平衡将降低。

　　从需求面来看，未来的城镇化在增加城镇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将有利于扩大城乡居民消费，促进消费率的上升。从供给面来看，未来的城镇化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作用将弱于过去。所以，如何在改善分配的同时提高经济效率，将成为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主要挑战。

　　从新型城镇化的政策指向来看，具体内涵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农业现代化。新政策着重于分配领域，有利于扩张国内需求，改善需求结构。然而需求扩张必须与供给扩张相辅相成。成功的新型城镇化政策，必然是一方面通过促进效率使总供给能力保持一定的增速，同时又通过改善分配来拉动总需求增长。因此，新型城镇化需要更广泛的经济体制改革加以配合，来改善经济的供给能力，具体领域包括财税改革，尤其是结构性减税，鼓励民间投资、增加竞争、破除垄断，控制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以及改变基建融资方式等。

　　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来看，随着新型城镇化政策的落实，中国经济将出现深刻的转型。新城镇化将加速中国消费时代的来临和消费结构变化。我们预计，至2020年，中国消费总额将达64万亿元，是日本的两倍。

　　消费率的上升意味着储蓄率将下降，投资率也会相应下降。由于中国人均资本存量仍然不高，总投资需求会受到一定的支持，而且政府主导的强投资冲动仍有制度惯性，所以未来储蓄的下降会快于投资的下降。储蓄与投资的这种相对变化，会使得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在未来继续缩小，甚至会出现逆差，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的资本净出口将大幅下降甚至消失。这些会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有所支撑，使实际利率的下降幅度有限。

　　作者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