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输出大国难以刻意为之

　　对外投资日益成为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主要途径之一。目前的中国，有更多的能力和空间为美国提供直接投资

　　美国对于中国的投资究竟有多渴望？抛开美国日益临近的“财政悬崖”不说，2009年－2010年的联邦预算赤字预测将达到1.5万亿美元，美国国债达到13.5万亿美元，美国对海外适当集中的、有深度结构性投资的需要量很高。

　　同时，目前的中国，有更多的能力和空间为美国提供直接投资。

　　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对此看得比较清楚。这与他学者型金融官员的身份有关，也与他多年与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打交道的经验有关。

　　作为1994年成立的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掌门人，多年来跟踪相关国际项目，令他通晓中国进出口和对外承包工程、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及各类境外投资的政策性融资主渠道。

　　目前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他描述了中国对美投资的格局与挑战。

　　李若谷主张，中国进出口银行应转型为国际经济合作银行，业务重点逐渐由单纯支持出口和提供发展援助，转向同时支持进口和国际经济合作，着重发展境外投资贷款、境外承包工程贷款等“走出去”业务和一揽子合作，全面转向促进中外经济合作。

　　李若谷相信，对外投资日益成为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主要途径之一。

　　他也相信，中美商界的人士坐下来谈论和思考问题会更有效，也更易达成协议，可以推动建设更公开也更自由的世界经济体。

　　对美投资机会显现

　　《财经》：中美之间有很多机制和平台，“中美商界领导合作计划”这个中美企业家之间的民间交流平台有何独到之处？

　　李若谷：“中美商界领导合作计划”由中美两国企业家共同发起并运作，主要目的是通过增进中美两国商业领袖的直接交流与相互理解，解决分歧、完善政策，加强两国经济界特别是实体经济界的务实合作，从而推动中美双向贸易和投资进一步发展，促进两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

　　同时，“中美商界领导合作计划”的参与方还希望以此为平台，为中美增强政治互信注入动力。

　　该计划的美方成员包括摩根士丹利、桥水投资、堡垒投资集团、海岬金融集团等企业的负责人，中方成员包括机械、金融、石化、信息、粮食等领域的著名企业负责人。

　　《财经》：你谈到推动中美双向贸易和投资，从口行的角度看，美国哪些领域的投资机会，非常适合中国？是基础设施投资、农业，还是其他领域？

　　李若谷：我认为，中美两国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具有较大的合作潜力。一方面，美国的基础设施如机场、公路、桥梁、铁路大多是100多年前或五六十年前修建的，需要更新或重建。同时，当前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失业高企，也需要大规模投资来促进增长和拉动就业。

　　实际上，基建投资是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推行的经济复兴计划的重要内容。在储蓄剩余较少、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吸引海外投资，借助外部资金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就成为美国的现实选择。

　　而且，近年来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知识，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建设了大量经济和社会效益俱佳的基础设施项目。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资金比较充裕，金融与产业的协同效应明显。因此，中美加强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合作，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财经》：投资美国基础设施似乎是公认的可行性较强的投资，但多年来取得的进展有限，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政府和企业各自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李若谷：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企业与美国政府特别是州一级政府间沟通不足。

　　第一，美国各州政府对于当地今后一段时期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有相应的规划，沟通不足导致中国企业可能无法及时获取有关项目信息，错失商机。

　　第二，美国的法律和政策体系较为复杂，各州之间不尽相同。沟通不足容易导致中国企业对项目所在地的法律法规了解不全面、掌握不充分，从而增加了业务开展中的不确定因素。

　　第三，尽管中美双方合作意愿强烈，但沟通不足可能导致部分美国官员和民众对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有偏见、有误解，对中国参与投资美国基础设施心存疑虑，从而客观上造成中美基础设施合作进展缓慢。

　　因此，务必要加强中国企业与美国地方政府间多层次的交流和沟通，消除偏见，增信释疑，争取形成信息通畅、良性互动的局面。

　　口行面临使命转变

　　《财经》：“口行”一直为中国企业在美的基建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李若谷：中美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对双方都具有重大意义。作为支持国际经济合作的银行，进出口银行愿意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支持中美通过项目合作实质性地推动两国交往与合作。

　　为进一步推动在美业务，进出口银行今年已多次组团出访美国，顺利签署了多项协议和合作备忘录。目前，进出口银行在美国的合作项目主要有纽约57大道项目、纽约高索大桥重建项目、加州老年公寓项目、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轻轨项目以及内华达州清洁能源生态中心项目，上述项目金额合计约为160亿美元。

　　我们相信，如果这些项目在中美双方的通力协作下能够顺利实施，将有助于创造就业岗位，造福当地人民，同时也将使中美两国的合作更为密切。

　　《财经》：进出口银行长期以贸易融资为主，我们想知道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时，怎样更好地利用中国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资源和渠道。

　　李若谷：需要说明的是，进出口银行的业务并非只有贸易融资和出口信贷，支持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和国际化运营，也是进出口银行的重点业务领域。

　　长期以来，进出口银行综合运用海外投资贷款、对外工程承包贷款、一揽子贷款、股权投资等金融手段，已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融资主渠道。支持范围涉及油气、矿产、森林、铁路、公路、桥梁、机场、港口、住房、电信、电站等重要领域，覆盖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国一大批有实力的国内著名企业的海外投资，都得到了进出口银行的金融支持。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的金融体系还不够强大，制度还不够健全，执行力弱，金融工具不够丰富等问题还普遍存在，尚未形成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合力。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际同类机构相比，作用和功能尚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商业银行由于业务经验、人才储备、风险期限等原因，支持力度明显不够。只有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完善服务，提升水平，才能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协同效应，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财经》：与中国经济总量和外汇储备量相比，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数量和金额并不算大，甚至还面临诸多瓶颈。你认为在银行贷款、外汇管制等政策方面还有哪些需要调整完善？

　　李若谷：审批程序比较复杂、资本项目外汇管制较严、融资难等问题是当前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

　　我建议，一是完善立法，理顺管理体制，加快对外投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增加审批的透明度，简化环节，提高效率；二是完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制度，放宽企业自有资金境外投资的限制，优先保证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项目所需外汇供应；三是强化政策性金融在支持“走出去”中的职能，在现阶段商业银行难以大规模开展“走出去”业务的情况之下，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对商业性金融的引导、带动和示范作用，以联合融资、银团贷款的方式加强合作，共同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持。

　　《财经》：现在全世界都觉得中国有钱，我们有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支持企业走出去，被认为是有效利用外汇储备的最佳途径之一。但是，中国企业在竞购时出价最高，常常被排除在外，甚至有海外舆论害怕中国动用巨额外汇储备，这被称为另一种“中国威胁论”。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

　　李若谷：近年来中国企业进军海外的实践说明，优厚的价码并不能保证收购的成功。

　　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海外收购行为往往受到误解和质疑。究其根源，这些误解和质疑往往是冷战思维在作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引起了有关国家不必要的担忧甚至恐慌。因此，尽管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出价最高，却常常被排除在外。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中方要做好沟通和解释工作，消除对方不必要的疑虑和担心，让其理解企业投资是互利共赢的商业行为。

　　其次，我国政府和企业要打破美欧等国存在的一些障碍，反对其对中国投资的歧视性做法，积极维护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合理利益。

　　再次，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如由民营企业进行海外投资项目的前期运作，再由资金、实力较为雄厚的国有企业接手，整合双方优势。

　　最后，利用进出口银行这一符合国际惯例的平台，将外汇储备转化为实业投资和实物资产，这种方式不易引起质疑。

　　《财经》：金融危机似乎为中国企业收购美国企业和资产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中国企业如何利用好现在这种国际环境？

　　李若谷：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公共和私人部门去杠杆、降负债使得部分优质资产价格处于相对低位。为吸引外部资金，美国政府放宽部分行业外国投资限制的可能性也在增加。这都为中国企业收购美国实体经济提供了机遇。

　　然而，从整体来看，中国企业目前的国际化程度仍然不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公司治理等与大型跨国公司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如果没有涉外风险防控和应急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和经验作为支撑，空谈抓住机遇只能是一相情愿。

　　因此，为了利用好这一难得的机遇，中国企业必须进一步加强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国际化程度，加强高水平跨国人才的培养和储备，积累知识和经验，为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打造坚实的基础。

　　投资重点顺其自然

　　《财经》：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交易，主要集中在资源、能源、制造业等传统产业中，这种状况需要转变吗？如何转变？

　　李若谷：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集中在资源、能源、制造业等传统产业，主要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

　　从资源禀赋来看，我国是一个资源较为稀缺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一部分资源、能源依靠海外供应。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的发展水平仍然不高，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比较优势的产业仍然以制造业等传统产业为主。从国际经验来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初期以及中期阶段往往也是资源、能源消耗较高的阶段，从而进一步加大了我国对于海外资源能源的需求。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刻意转变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格局，而是要制定有关规划、政策，加强指导和协调，避免盲目投资、无序竞争；完善相关法律和信息咨询服务，保障企业投资者的权益，推动海外并购健康发展。

　　《财经》：怎么看待赴美投资的规模与回报的问题，怎样的规模，才既不让美国担心是“卡特尔”又有相对较高的投资回报？

　　李若谷：对外投资是商业行为，企业会根据自身实力、市场情况、投资收益和风险大小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和自主决策，投资规模和投资回报之间的关系没有统一定式。而且，相较于投资规模和投资回报，美国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更为关注和担忧的显然是企业性质和投资领域。

　　部分美国人士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行为就等同于中国政府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投资活动就是中国政府政治策略的体现。这种不必要的戒备心影响了中国一些大型民营企业的并购项目。同时，美国在交通运输、通信、能源、金融等关乎国家安全的敏感领域对外国投资者设置了一些普遍性的限制。

　　因此，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应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在初期应以参股为主要投资方式，避开敏感领域，待双方建立信任关系后，再逐渐扩大对美投资的领域和规模，实现双方受益的共赢格局。

　　《财经》：欧美经济低迷，给众多中小企业甚至个人带来了投资海外的机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轮投资热潮似乎也存在不理性的成分。比如收购欧洲葡萄园、酒庄的热潮，投资欧美房地产的热潮，等等。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如何制定切实可行的并购战略，减少随意性和盲目性？

　　李若谷：第一，要相信并重视发挥市场力量在企业海外投资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不宜过度干预，不必太担忧纠结于个别行业，也不要以国内的情况妄自推断国外的情况。

　　第二，要健全政府对“走出去”的规划和协调体系，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对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思想、战略原则、战略重点、战略步骤进行系统研究，减少随意性和盲目性；建立“走出去”战略的协调部门或专门的议事机构，协调企业“走出去”进程中的重要事项，统筹在海外的重大投资活动，引导企业间以及银行间合作，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内部竞争，形成合力，一致对外，维护我国国家利益。

　　第三，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政府还要发挥保护和监督作用，建立异常情况预警和应对体系，注意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为企业“走出去”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消除隐性投资障碍

　　《财经》：关于中国对美投资碰到障碍的问题，比如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就坚持认为，三一、华为碰到的都是极个别的例子，实际上从整体上看，在美国投资没有任何障碍，真是这样吗？

　　李若谷：2010年中国对美投资只占全部非金融类海外投资的2.4%，与中美相互经贸关系地位严重不符。而且，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相比，近十年来中国对美投资平均额仅是巴西的70%，不到印度的一半。这表明中国对美投资受阻并不仅仅是个别案例，而是一种整体现状的反映。

　　虽然从法律法规的角度看，美国的外国投资政策不存在明显的歧视性规定，但其实施细则和审查标准的模糊性却为政府主管部门提供了相当大的主观自由度。事实上，美国政府可能利用繁琐的审查制度、随意的标准或程序，例如将直接投资政治化，以国家安全名义进行的秘密审查，针对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与政府特殊关系”等为名的特殊歧视，为中国对美投资设置障碍。

　　此外，各种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的干预也是阻碍更多中国企业赴美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

　　由于政治力量的干预不像法律和政策那样有章可循，因而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影响更大，甚至有可能使得一些潜在的中国投资者因此放弃了赴美投资的念头。

　　当然，中国企业在投资美国的道路上也并非屡屡挫败，尽管中海油曾在2005年竞购优尼科时受到抵制，但伴随美国吸引外资的政策改善，它最近对得克萨斯州鹰滩页岩气公司、怀俄明州和科罗拉多州页岩气公司的收购都获得了成功。

　　《财经》：最近我们碰到不少美国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机构在中国活动，很类似当年中国各地的海外招商团，中国真的成为连美国都必须争取的资本输出国了吗？这里面是否有不符合中国现实的误区？中国各地也非常缺钱，这些大量向海外投资的钱，能否更好地留在中国？

　　李若谷：近年来中国日益成为资本输出大国不是刻意为之的结果，而是经济发展和市场选择的客观趋势，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从宏观层面看，由于近年来储蓄增速加快而投资增速相对稳定，中国的净储蓄不断提高，2003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净债权国和资本输出国。

　　从微观层面看，海外投资是一种基于商业考虑的行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已经广泛进入跨国生产过程和全球生产网络之中。为保证供应链和市场的稳定，避免外部要素发生意外给整个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不确定性，中国企业便产生了向境外投资的战略需求。当投资境外可以获得更低成本和更高利润时，这些资本自然会流向境外。

　　对政府而言，重点不在于是否要将资本留在国内，而是如何改善宏观调控。具体来说，对内要搞好制度建设，优化投资环境，对外要加强指导和协调，避免盲目投资、无序竞争。

　　《财经》：中国成为对美的投资大国是一个远期愿景，还是近期就可以实现的？这一结果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李若谷：中国已是美金融资产投资大国，外汇储备的相当一部分是以美元金融资产形式持有的。但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严重滞后，截至2011年底，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不到300亿美元，仅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2.6%，只有美国吸收外资的1%不到。

　　考虑到中美两国的经济规模和日益密切的经贸关系，可以预见，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空间广阔，潜力巨大。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双方都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中国对美投资规模的增长不会一蹴而就，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规模扩大是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互利共赢的选择，中国并不会刻意谋求所谓的“第一”。

　　对美国而言，中国增加对美投资可以有效缓解美国资金短缺的问题，促进经济恢复和就业，增强经济长期发展潜力。对中国而言，增加对美投资可以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运营水平，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还有利于获取关键设备、核心技术、知名品牌和营销网络等优质资产，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作者：《财经》驻华盛顿 特派记者 金焱 王延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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