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慧珏

　　正在酝酿中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成为“十八大”之后各方热切期待的改革切入口。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卡莱斯·鲍什(Carles Boix)在《民主与再分配》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收入分配的方式，与其政治制度之间拥有紧密的联系。

　　在去年被译成中文后，该书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近日，鲍什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他对于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进展持谨慎态度。同时，他对于中国的转型路径以及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等，均提出了建议。

　　收入分配改革关键：教育和国企改革

　　《21世纪》：目前中国正在准备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从中国的现状来看，是提高收入整体增量更重要，还是加强改善收入再分配更重要？对于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您有什么建议？

　　鲍什：观察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飞速发展可以发现，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与世界贫富差距的扩大的节奏是保持一致的，这使得事情变得十分复杂。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收入的整体增长十分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必要的收入持续增长，在将沿海地区的资产向内陆地区进行转移的时候，将不可避免影响到前者的增长，从而导致前者对改革的抗拒。

　　其次，怎样的收入分配改革是可行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加强教育是必由之路，这点可以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和欧洲的相关经济发展中可以印证。通过对于教育设施和资源的投入，欧美国家在100多年前将原本不成熟的劳动力培养成相对掌握技术的高级劳动力，使得他们拥有增加收入的机会。与此同时，这也对商业发展有利，帮助企业减少成本，提高效率。当然，美国现在仍然存在劳动力教育的问题，但这和中国的不是同一个层次上的问题。

　　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是，高端的成熟劳动力匮乏，私人部门只能在一段时间内雇佣他们从事最简单的劳动。而提升教育，将使得贫困人口有机会获得收入增长的直接渠道。

　　因此，在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中，收入的整体增长与再分配应相互协调。同时，并非富人给穷人提供资产转移的补贴，而是给他们提供受教育的机会。

　　《21世纪》：在中国的问题上，你认为不应当过于乐观看待中国的民主进程，因为长时期的沿海与内陆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导致沿海地区对于资产和收入的再分配怀有戒心，从而不愿意推进这一改革。导致这一问题的关键原因是什么？

　　鲍什：在缩小贫富差距的过程中，必须引起重视：一是在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中必然存在着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冲突，二是国有企业等既有的社会既得利益者将对改革有所抗拒：国有经济享受了更加丰富的资源，政策对他们相对有利，分享了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后果，而改革或将使得这些既得利益者失去特权。因此，他们必然会抗拒。因此，在讨论中国的收入再分配问题时，必须看到这些挑战。

　　转型路径

　　《21世纪》：资产流动性越强，越会促使民主的发生。但如果资本外流严重，人们有理由有能力转移资产到国外，是否会促进民主转型的进程？如何理解资本外流与民主转型之间的关系？

　　鲍什：目前中国的资本外流现象，主要是因为资本所有人对于中国国内环境的担忧，包括对于私人产权的担忧。从过去三十多年的经验来看，中国的资产环境正在逐渐变得安全，最高权力开始逐渐有协商讨论的相互作用力量，但是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离全面的依法治国、权力分散化、降低腐败程度等有相当的距离。

　　同时，中国希望进行收入分配改革的呼声，导致了不确定性，也使得部分人心生忌惮，我相信资本外流现象与这些因素紧密相关。

　　在分析资本外流的问题上，我们要区分清楚：对于那些不动产或者流动性较差资产的拥有者，他们致力于呼吁国内改革能符合他们的愿望，因为他们无法转移资产；而对于那些流动资产的拥有者来说，一旦政治体制改革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那么往外走是必然的选择，从某种程度上说改革应更朝着符合他们利益的方向去走，吸引这些资产留在国内。这是两种不同的路径。

　　因此，不能说资本外流一定直接促进民主转型的进程。我不肯定，这一理论是否能完全适用于中国，但现实会说明一切。

　　《21世纪》：考察中国的民主转型路径，是否适用于你提出的考察方法，即通过国民收入、基尼系数等指标来衡量？从这一点上看，你认为中国应当采用怎样的方法实现转型？

　　鲍什：我对于这些数据进行考察时发现，当进入人均收入水平6000美元以上的阶段后，没有一个国家在成功进入民主转型后，又回到极权体制下。同时，在考察历史数据后我们发现，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国家进行民主转型的可能性也在增加。

　　而目前中国还在这一收入水平之下，这表明进一步的转型还有待时日，同时需要避免目前进行的转型进步，因为社会阶层冲突而有所倒退。

　　因此，在这些数据模型的支持下，我认为，如果我是中国政治家，我会希望通过允许更加富裕的城市地区——而不是乡村——开展直接选举试点来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城市里的人群收入相对更高，他们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应当会使得民主进程得到更好的实施。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21世纪》：为什么您认为中国可能不会走上不少东亚国家在上世纪走过的民主转型之路？中国如何避免部分新兴国家遇到的“中等收入陷阱”？

　　鲍什：首先，和许多较小的经济体相比，中国各个省份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当大，经济体量不可同日而语。小国家达到人均收入15000-20000美元并不困难，而对于中国来说，尽管国家整体财富在不断膨胀，但仍然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提增收入空间，以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中国是否能够一如既往地把握自己的发展方向，还是会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很值得关注的。

　　中等收入陷阱，在我看来，来源于政治制度改革的匮乏，使得经济增长后续乏力，无法持续到最后。而既得利益者往往不愿意进行改革，这是问题所在。

　　我当时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在考虑，必须通过制度改革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制度包括：依法治国、独立的法院系统，审查国有企业的独立权力机构以及较高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源等。这些制度改革是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帮助对国家权力设限。只有在收入增长的同时进行改革，才有可能避免这些问题。

　　《21世纪》：目前新兴市场，在较低增长水平的情境下，政治制度将遭遇怎样的影响？

　　鲍什：中国的情况不同于其他金砖国家，后者中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商品原材料的出口，这些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的需求。而中国的经济则建立在制造业发展的基础上。

　　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增长放缓将强化某些原本就进退两难的困境：如何在较慢的增长节奏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老实说，我并不确切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这需要现实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