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昨日在北京说，目前是一个启动改革的“窗口期”，有压力才能改革，“如果一过这个时期，可能今后改革的成本更高、难度更大。另外，也可能会产生重大的社会危机。”

　　秦晓是在“财经年会2013：预测与战略”论坛上发言时作出上述表示的。在同一场合，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称，养老金缺口和广义卫生费用上升，是中国今后的财政压力和政府债务风险的两大来源，“如果错过未来十年改革机遇期，2050年中国将面临欧美式债务危机。”

　　政府自身的改革

　　秦晓就目前启动改革的客观前提和外部原因作了分析。客观前提是，传统的增长模式已经失灵，不改不行。外部原因是，中国已不能再靠规模要素投入了，但中国还没有显出其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人力资源条件。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还有劳动成本比较优势，还有后发优势，还有政府主导的实施产业升级换代的优势，还有城镇化、农村现代化、工业化。所以，再搞20年(GDP增长)8%以上没有问题。这个，我认为某种程度上偷换了一个重要概念，速度是个结果，不是一个目标。我们要争论的是，在什么模式下实现增长，要不要均衡，要不要效率，要不要质量，要不要绿色，要不要公平公正。”秦晓说，高速代价很高，不应该是追求。

　　秦晓提出，政府自身的改革，应从一个主管经济、主导经济、管制经济的角色，变成提供公共产品的角色。

　　他说，有人提出国企的问题需要政府主导、国际竞争、产业换代，有人把它包装成“中国模式”。“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在改革的初期有过正面的作用，但是总体来讲它有三个大的问题：第一，政府主导必然破坏价格，扭曲价格，扭曲资源配置，管制经济，增加交易费用，官僚主义这套东西必然产生。第二，政府主导产生了培养官商勾结腐败的温床，这不可避免，无论是韩国，还是其他东亚模式。第三，到一定时候就形成路径依赖和特殊利益团体。”

　　秦晓认为，新一轮的改革还是从政府职能出发，“财税价是一个集中的公共资源，应该从财税价作为突破口，价格主要是要素价格，包括资本、汇率和利率，包括原材料、能源、土地、工业用地，还有劳动力要素价格。财政有它的支出问题，有它的收入问题，有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有一个更加透明、更加公开的问题。税也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税收是不是能更鼓励服务业，支持我们内需的发展，而不是导向资本，导向重化工。”

　　据介绍，博源基金会列了未来三年12项具体改革。“每项改革有一个目标有一个路径，这是博源的课题。”

　　这些改革课题依次为：三年内电、油一些矿产品的税率完全改革到位，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基本可兑换，大幅提高财政对社保、医疗、教育民政和环保的支出，降低政府开支占消费的比重，营业税改增值税，开通环保税，改革个人所得税的起点，简化进口税，第一期三年之内把20%到30%的国资股份划拨社保，建立全口径的财政预算，地方政府发债。

　　“市场道路不能退缩”

　　就改革共识的问题，秦晓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无非就几个要素，市场机制是肯定的，一个法治，一个宪政民主，一个道德，这是离不开的。至于不同国家选择什么路径实现这个目标，对这个目标一些价值上差异的偏好，这是第二个问题。”

　　秦晓指出，市场经济的道路不能退缩，“还要建立法治社会、公民社会，还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还要把我们的道德建立起来，我觉得(改革)共识在这点上还要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