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年会专报】德意志银行董事总经理、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博源基金会学术委员马骏今日在《财经》年会上称，若不发生改革，中国政府的显性债务占GDP比重在2050年很可能超过100%。不改革，几十年之后中国政府面临欧洲式或者美国式的财政危机并非天方夜谭。

　　他提到，今后38年当中最大财政的负担来自于养老金。第二大是医疗成本，这些都是中长期的风险，肯定会发生，人口结构的变化不是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第三大成本是环境治理成本，这个发生的时间在今后十年左右，相对养老金这个总量比较小，第四个铁路和地方债今后偿付的成本，总量跟养老金缺口和医疗费用相比是非常之小的。

　　基于这些对中长期风险的判断，采取什么样的改革措施可以提前化解这些风险。对此，马骏讲到了六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今后十年是改革的机遇期。一个是养老金的缴费人口，第二个就是制度赡养率，接受养老金支付的这些老人的人口除以养老金缴费人口的比例，在今后十年当中从现在到2020年我们处于一个宽松期，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和参保率的提高，今后10年养老金缴费人口比较快的上升，赡养度没有提高，财政状况比较宽松，给改革提供了比较大的回旋余地。过了这个10年情况慢慢恶化，这是因为2020年以后我们制度赡养率不断上升，养老金的人口却不断的下降，造成对财政很大压力，而改革很大程度上是要付出成本，包括财政成本，今后十年的改革期不可错过。

　　第二个观点建议要提高企业职工的退休年龄，具体设计的方案是从2015年到2050年间，男性企业职工的退休年龄体高4岁，女性退休年龄累计提高9岁，这些改革很大程度缓解未来养老金发生的缺口。引出我们第三个观点，建议逐步将8%政府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划拨到社保体系。我们做了两项改革，划拨社保体系一部分，同时做了退休年龄的上调，那么这两项改革的阻隔，基本上可以消除今后发生养老金的缺口，使得养老金的体系，城镇的养老金体系可以保持财务的可持续性。对于社保的划拨有很多障碍，有些是意识形态的，有些是操作上的障碍。在今后的两三年划拨20%30%到社保，相当于三万亿的市值，这个试点的基础上以后进行更大规模的划拨。

　　第四建立长期护理保险费用，长期护理费用的上升是今后财政增长的来源。长期护理费用上升对家庭对财政带来的压力，中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应该考虑建立长期护理保险的制度，包括商业的部分也包括强制性的部分。国际经验方面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等等都有相关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第四个观点发展地方政府债，市政债市场，我们注意到前一段时间预算法修整法讨论对这个没有进展很遗憾。我的观点是应该允许更多的地方政府独立发展。三个好处。第一个好处为地方融资平台提供再融资缓解不良风险。第二把地方政府隐性债显性化，第三引入一套迫使政府增加透明制的机制。如果一个地方独立发政府债，市政债，资本市场要求他公布资产负债表，我们需要它公布更多的细节，把表外对市场分开。对地方政府的职权这样改革短期很难实现的情形下，这种市场机制变成约束地方行为的一个重要的替代力量。

　　第六个想法是加速开放资本项目，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在对外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当中发现，中国的对外资产主要集中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大家也知道现在收益率非常低，我自己结算2%的收益率。中国对外的负债，主要体现外国人在中国的FDI，我们付给外国人FDI的收益率是10%，负债和资产双方的不对称，我们净收益率非常低。怎么改善？让我们负债比率下降，让民间对外投资上升，需要资本项目进一步的开放。最近有关方面在开始准备在温州这样的地方试点，放开对民间或者对个人对外投资的管制，这是大好事，应该尽快做。未必把它限制在个人对外直接投资，对温州的老板讲把钱弄到海外到底投资买股票，你没有办法管他。从对外资产负债表，我们看到现象，中国大部分是美元和欧元计算的。怎么缓解风险？把我们一部分资产变成以人民币计算，打开我们境内银行的市场，中国投资者可以持更多由外国人发行的人民币的计算。

　　最后一点就是资本项目开放，对资本净流入，净流出对汇率的影响。定量分析表明资本项目开放对净资本流动和对人民币汇率影响小于很多人的影响。过去很多年我们资本项目开展比较缓慢，很大原因是决策层担心有风险，这些风险没有被定量，如果提供有质量对风险定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不必要的对改革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