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2年11月28日-29日，“财经年会2013：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举行。经济与企业研究中心经济研究部主任伍晓鹰表示，我们应该从这个高速度的增长中走出来，中国可以放慢速度，而且仍然可以达到目标。

　　伍晓鹰：谢谢吴敬琏老师，谢谢财经给予我本人，给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特别是研究会的中国中心这样一个发言的机会，我应何迪先生的要求，我有个提议，这个提议怎么在我们现在面临的怎么样能够深入的进行下一步改革，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怎么把中国放在一个国际比较的框架当中来看待，中国现在处在什么样的位置。这个题也不是一个很好回答的题，我跟在纽约的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我们在一起做很长时间的研究工作，我们的工作基本上是非常数量化的，包括长期做的关于监测美国经济的先行指数和同步指数，现在我们在做中国的先行指数和同步指数，我们把这种数量的传统带过来，想一想到底怎么回答这个题。

　　所以，我的切入点是速度问题，我觉得我们长期以来，就像刚开始秦晓先生说的，我们把速度当成了目的，所以，我们背着速度背着一个很大的包袱，我们迷信速度，我们可能还迷信一个特别带有魔力色彩的8%，好像怎么队也不能退到8%以下，我们对7还是8，8还是9争论不休。我们想怎么样来讨论这个问题呢？我是觉得我们可以这样来看一看，当我们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现在达到了一个福利水平。所以，我用PPP来测算中国人均GDP跟东亚的邻居，几位经济体，我用了日本、韩国，还有台湾，用三个经济体的情况回答几个问题。

　　有这么几个关键问题，第一个以人均收入计算，我们和东亚相比，中国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上，我为什么要用PPP，而不用通常的汇率着钻，因为PPP不是货币带来的幻象，实际，用2011年的PPP看到的测算都是可比的。第二个问题，中国用了多长时间进入目前的发展阶段？我们跟其他国家相比是快的还是差不多，我们有没有发展中的奇迹，速度上的奇迹，我们这么相信速度。下一步我们发展所得到的收入水平是常态还是例外，再进一步根据东亚经济，中国是否可以在十年内，下一个十年，下一个心政府的任期内能够将目前的收入再翻一番。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的速度压力到底有多大，如果我们从速度释放下来，能释放多少，这种释放会给我们更多的空间进行结构调整，以及改革。我们知道我们被速度压着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提高效率，最后我会用一个我最近做的关于资本回报率的研究来显示一下我们被速度压着的情况下，我们要靠投资来推动这样的增长，这样的结果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来回答第一个问题，红色的线是中国，这是用2010年价格的PPP所测算的人均GDP水平，四个经济体下面都有时间，中国恰恰就是在邓小平推动的市场化经济改革开始20年的时间，我们在18年的时间里用同样的方法测算我们的确达到了日本1951年到1971年20年，以及韩国和台湾基本上在24年的时间里，一个是1969到1993，一个是1969到1971，在这样的时间里达到这样的水平。速度比日本快，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比较快，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确实知道通过20年的改革，从邓小平的1992年开始，经过18年的时间，在一个完全可比的基础上我们会达到这样一个结果。这几条线的斜率看到中国比日本快，更比韩国和台湾快，但是没有快这么多。

　　回答下一个问题，中国发展的成就是常态还是例外？现在我对任何数据都不调整，我们看一看，如果我们拿这样一个图出来，我们觉得中国好像是有些例外，我们劳动生产率，人均GDP，现在我们把不劳动的人去掉，用劳动生产率，在这个问题上要注意它在背后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如果我们用同样的发展水平，主要会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劳动者的人均产出，会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不同的经济体是不一样的，我们大大高于另外三个经济体。再一个平均工作小时，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特别可靠的数据，我想暂时把它放在一边。在第二个发展阶段，也许每个经济体都有效率因素，我们有我们特定的效率因素，我们把它也暂且放在一边，我们就看看调整劳动参与率，让其他的经济体也用中国的参与率会是什么结果。这是跟事实完全不同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看结果。

　　现在我如果调整了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不再是个例外，这不是一个巧合，东亚很多国家都很类似，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考虑到其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条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被考虑进来，我们可以说中国其实不是一个例外，中国推动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改革一开始我们基本上达到一个稍微快一点的速度重复了所谓东亚的奇迹。如果他们没有奇迹，我们也没有奇迹，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相比，我们跟浅蓝色的线日本的情况，我接了何迪先生的邀请我压力很大，也没办法回答更深入的问题，下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根据东亚的经验。他们70年代初就完成了，他们已经过来了，我们看看他们的经验，我们在十年内能否翻番，我们如果翻番的话，我们需要不需要更大的速度压力，速度的问题影响了很多改革，速度好像变成了硬道理，现在看看其他国家的经验。

　　其他的国家在他们达到一万，前面是从两千到一万，五倍所谓人均收入的增长，现在进入下一个阶段，所有的经济体都从一万跳到两万，就是这样的情况。如果这样的情况，我们看看其他的经验，我对中国设有几个不同的方案，你们看这个横向，人均GDP增长的速度是5.5，我们基本上跟韩国和台湾吻合，蓝色的线是日本，他们1971年到1996年他们完成了从一万到两万，从南韩的情况来看，他们1993年到2007年，台湾是从1991年到2006。日本的情况，他们完成了第一阶段以后，石油危机，然后他们广场协定。速度上日本原来是8.5，人均GDP8.5在第一个阶段，相当高的速度，一下掉到2.9，日本掉的很厉害，韩国和台湾原来是7，进入第二个阶段他们的情况大概在4.5左右。所以，我把我们的情况设计在5.5，这个预测的情况跟这两个情况非常一致。

　　最近很多人还是在讨论速度问题，到底速度问题我们怎么看，下面的问题提到我们改革上来，中国能否以较低的速度实现这个目标，实现人均GDP再翻一番，从一万到两万，我们进入发达世界，从而我们如果能以较低的录用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给改革，给提高效率，给结构调整一个更宽松的空间，这一点特别重要。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应该从这个高速度的增长中能出来，中国可以放慢速度，而且仍然可以达到目标，我们人口是0.5%的增长，加上人均DGDP5.5的增长，PPP有价格，我们不用超过7%，如果我们还可以进行深入的测算，我们能从理论上解放出来，也许帮我们下一步改革起很重要的因素。我们一直这样过来，我们要靠投资来推动，靠投资推动的后果，白重恩教授他们做了很多的研究，我也做了一些研究，我现在想把这个也放在一个和东亚经济，还有其他发展中经济比较的框架中看一看。

　　这个图是长期图，从计划经济到现在，总体来讲这个所谓的资本的边际回报，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这是一个普遍规律，什么东西可以延缓边际报酬，资本报酬递减，甚至可以暂时扭转，技术进步，效率改善，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左边的图是我把中国放在一个所谓较低收入，有巴西、印度、马来西亚、泰国、英国，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其他的经济体基本上都在改善，资本回报率在改善，印度不是在改善，但是印度的情况特别复杂，特别符合低收入国家的情况，在低收入国家资本回报率就是高，收入越高资本回报率越低，因为你最终要靠技术，靠不断的投资来提高最终的收入水平。红色的是美国，你看我们的情况现在已经低于美国开端年份的情况，我还没有考虑到最近的，2008年之后，我们把最近几年加进来情况会更糟糕。我们的情况确实是一个特例，我们确实是一个例外。我觉得从速度的负担，最后把它引导到一种最终我们投资的低效率，投资效率越低，要保护速度需要更多的投资。所以，我们自己就陷在里面了。我就想说这么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