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2年11月28日-29日，“财经年会2013：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举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表示，我们国家企业分红有相当大一部分没有成为居民的收入，而进一步在国有企业系统中来运行，大部分还是在国有企业的系统中再投资。这就是造成了我们居民可支配收入比较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以下是白重恩演讲部分实录。

　　白重恩：第三是竞争环境，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什么样的行业我们需要有行政的垄断，什么样的行业应该是完全由市场来决定谁可以在其中运行，什么样的企业应该是国有企业，什么样的企业应该不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关于国有企业的问题，我们现在对国有企业的定位，我认为还是不清楚的，我们只是说国有企业要做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儿，但是什么叫关系国计民生，这是一个非常不明确的说法。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食品是最关系国计民生的，没有食品大家都不能生存，但是显然食品这个行业，种地不需要国有的农场种，我们农民种地种的很好，这些年粮食的产量也有比较快的增加。所以，并不是一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就一定要国有。怎么来界定国有企业的功能，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这一点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能不能有一个制度，对什么样的行业应该是国有的，什么样的行业不应该是国有的，由一个制度来决定这样的分解，而不是由利益来决定这样的分解。

　　在界定了国有企业的功能以后，我觉得就要改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如果我们清楚了它的功能是什么，我们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治理结构，如果这个企业不知道它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很难有一个比较好的治理结构。我们理清了国有企业的功能之后，我们应该尽量把国有企业的政策功能和商业功能分开。如果它的政策功能可以通过其他的手段来实现的话，我们就不应该让企业来实现这些政策的功能，当政策功能和商业功能分开以后，对国有企业界定就会更加合理，市场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也就会更大。

　　关于国有企业另外一个问题，这是跟分配有关，也是跟效率有关的，当我们看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占比的时候，我们发现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低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政府可支配收入占比比较高，一个是企业可支配收入占比比较高。企业可支配收入为什么占比这样高呢？这跟企业的所有制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企业很多大的企业是国有的，如果是上市公司对分红有规定，但是他们分红以后并不是直接给老百姓，因为老百姓不是他们直接的，只是部分的直接股东，另外主要的股东是国资委或者是其他的企业，这些分红分到国资委或者其他企业以后，它并没有成为居民的收入，在其他国家当居民是企业的所有者的时候，企业的分红就直接成为居民的收入，而在我们国家这些分红有相当大一部分没有成为居民的收入，而进一步在国有企业系统中来运行，大部分还是在国有企业的系统中再投资。这就是造成了我们居民可支配收入比较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国际货币组织做过一个统计，发现我们企业分红率只有50多个主要经济体的三分之二，而我刚才说分红率已经比较低了，分红又没有到居民哪儿去。当企业掌握着这么多分红的时候，他们投资的时候从外部筹集资金的需求就不是那么强，因而受市场的约束也就比较小。如果企业的投资不受到市场的约束，它就更有可能会过度投资，这也是我们投资率很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竞争环境，除了国有企业，还有我们谈到政府很多的管制，有关准入的管制，有关商业运行的管制，以及各种各样商业审批的手续，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审视。

　　总的来说，我们竞争政策应该达到这样的目标，就是让所有所有制的企业都能公平的竞争，同时他们在获得要素方面也能够得到公平的待遇。这是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些方面。

　　关于公共政策，我想强调几点，一个是我们的公共政策要和我们长期的人口变化趋势相适应，第二和城市化的进程相适应，第三和区域多样性相适应，第四和可持续发展相适应。我在这儿只强调其中公共政策少数几个方面，其中一个就是社会保障，我们的保障制度我觉得跟刚才讲的几个相适应都有很大关系，一个是很人口变化趋势相适应，一个和城市化进程相适应，还和区域多样性相适应。我们人口结构在变化大家都知道，老龄化的速度很快，如果我们保障制度不对这个做出反应的话，未来的保障就不可持续。我相信马骏先生会对这个有更多的阐述。所以，我就不说了。

　　另外，和城镇化相适应，现在城乡的保障制度是不接轨的，对于农民的市民化有很大的障碍。这些是我们为了适应城镇化进程，保障制度要在这方面有所改变。第三和区域的多样化相适应，一方面为了鼓励劳动力的流动，需要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但同时我们还必须要考虑地区之间的差距，如果社会保障的福利过高，就会对某一些地区来说，因为如果统筹层次太高，就有一个平均的福利水平，如果这个福利水平对某些贫穷地区太高，就会鼓励人们提早退休，这对于劳动力的市场发展是非常不力的。所以，我们考虑社会保障统筹层次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地区的多样性。

　　关于社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社保的缴费率非常高，这是非常不利于城镇化的进程，因为在农村不需要交这么高的费率，一旦到城镇工作，到了正式城镇的工业部门就要参加社保，社保的缴费率是基本工资的40%左右，而且是一个累退性质的，低收入的人缴费率可能更高，因为我们最低缴费基数是社会平均工资的60%，如果你收入不幸低于60%，你实质的缴费率要高于法定的缴费率。这么高的社保缴费率，同时又这么强的累退性，它对于收入分配是很不利的。同时，对于居民可支配收入也是不利的，对于城镇化也是一个不利的影响因素。所以，关于社保，我们有很多需要认真研究的地方。

　　其他的问题，我特别想说的就是农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我们考虑收入分配的时候，长期来说收入分配除了有腐败或者是垄断等等因素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人们的教育水平的差距，而这个教育水平的差距是短期内很难改变的。我们必须从长远来着手，教育不公平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农村的孩子和农民工子弟孩子的教育问题，如果他们的教育问题不解决，就会为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埋下一个巨大的隐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问题。

　　关于可持续，关于环境问题，资源问题，能源问题，都可以通过财政的手段来有更好的安排。还有我们的税收问题，我相信许局长会讲的比较多。

　　第三方面就是我们的决策体制，我们的决策体制还有很多方面是受到特殊利益过大的影响。但是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特殊利益都会试图对决策产生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怎么来阻绝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需要有政治决心来克服这些特殊利益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让其他的利益也有话语权，增加其他利益的话语权才能平衡特殊利益的影响。为了增加其他利益的话语权我们在社会组织的发展方面应该有更快的步伐，让其他不同的利益能够找到代言人，来替他们表达他们的意愿。

　　在决策体制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预算，公共预算的透明化的问题，现在的预算还很不透明，如果大家看一下我们一些特殊的预算，比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大概也就是两页纸，上面完全没有任何细节。这些对于我们如果要有更多的人来参与对决策的影响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只有预算更加透明化，我们才能有更多人的参与。

　　还有法治社会的建设，有一些企业家对我们的未来没有信心，其中有一个担心就是对财产权的保护，有不确定性，这只有通过法治建设才能让企业家更加放心的留在中国，在中国继续他们的事业。

　　最后一点我想强调的就是理念问题，刚才说到理念影响决策，包括老百姓的理念，有一些改革的措施确实是由于理念的问题受到了阻碍，比如我举个例子，医院医疗服务的价格，北京市医疗服务的价格从1999年到现在完全没有改变过，1999年到现在已经过了13年，这期间我们的收入翻了不只一番，但是医疗服务的价格从来没有变过。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价格部门担心一旦增加医疗服务的价格，老百姓就会非常反对，造成的后果就是医院不能通过服务来获得财务上的补偿，那就通过卖药来获得财务上的补偿。这个价格的改变，后面的一个阻力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理念问题，我们整个社会对于教育带来有教育劳动的报酬非常的不尊重，觉得医生不应该挣钱，医生也需要养家糊口。所以，如果我们在理念上没有这样的改变，不去尊重有知识的劳动的报酬，我们就没办法进行这样的改革。